摘 要：当今万花筒式的社会文化形态, 凸显了不少国家和地区混杂的“种族与族性”, 催生了跨文化诗学。“跨文化诗学”作为伞状概念, 不仅给我们提供了跨语境的理论视野, 而且它还可以把原来分属不同领域, 甚至互不相干的一些理论图式统辖麾下, 包括奇卡娜诗学的“新美斯蒂莎”图式、传播学的“周边传播”图式、居间哲思的“林菩狱”图式和少数族文学图式, 以及镶嵌型的“唐人街”和“那”文化图式等。跨文化诗学聚焦于文化、族群和身份的混杂性, 关注边界、荒界与跨界问题, 开启了特殊的学术空间, 丰富了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和帝国研究的思想视野, 尤其对族群混杂、身份跨界的文学研究和文化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跨文化诗学；族群混杂；跨界研究

　　作者简介：麦永雄,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40年文学批泽学术史研究”(项目号18ZDA27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方美学的当代化与国际化会通研究”(项目号18XWW003)；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重大项目培育基金“跨语境理论与文字阐释”(项目号ZD201608) 的阶段性成果。

　　学术研究在前沿领域和尖端领域的突破, 需要不同学科知识的融合。20世纪以来, 不同学科和领域之间的交叉渗透日益增多, 学科互涉和边界跨越逐渐成为一种明确的时代特征。众多强有力的新概念、新范式的交叠互渗具有搭桥与重构的功能, 既有可能性又有局限性。美国学者克莱恩在《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一书中指出:边界跨越已经成为知识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学科互涉呼吁降低学科围墙, 打开不同学科领域的大门, 消除心灵的壁垒。”人们以新兴趣挑战边界、重构边界。“当一个新的焦点领域形成之后, 它也逃避不了边界问题”。学科互涉的滑动轨迹是“交叉的、叠加的、交错的、交织的联系、联合和联盟”。“文化研究”是大量学术、社会和政治兴趣的伞状标签 (umbrella label) , 文学理论是最富成效的互动区之一, 文学研究边界“可跨越、可混合、可强化、可摧毁, 也可被修正、被重新思考、被重新设计、被取而代之。1“跨文化诗学”就是这样一个学科互涉融合的跨语境开放空间, 富于思想的增殖性。

　　在当今全球化进程和文化圈互渗空前加速的语境中, 不少国家和地区存在的“种族与族性”混杂的社会文化形态, 催生了跨文化诗学。所谓的跨文化诗学 (cross-cultural poetics) , 是我们采借于加勒比文化理论家爱德华·格里桑的关键概念。这是一种以“种族与族性研究”为核心的理论范式, 聚焦于异质文化与族群的“混杂性” (métissage) 问题。2本文把格里桑的这种局域性的理论话语拓展为一种伞状概念, 赋予其当代跨语境学术意识, 涵括出几种主要理论图式, 以侧重探讨文艺美学意义上具有多元混杂属性的族群、身份、文学与文化跨界研究问题。

　　一、跨文化诗学:种族与族性研究的前沿发展

　　追溯“跨文化诗学”原初的理论关注, 可以看到加勒比文化理论家爱德华·格里桑的研究旨趣是“克里奥耳化” (creolization) 和加勒比性 (antillanité) 问题。“克里奥耳”指出身于美洲的欧洲人及其后裔, 也指这些人与黑人的混血儿。加勒比人则混杂了非洲人、法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土著和南亚族群, 加勒比文化将分离的诸族群历史相互合并, 形成了动态的混杂性, 远非传统欧洲静态的身份模式所能描述与界说。因此, 克里奥耳 (克里奥耳化) 是加勒比语言与文学的标识。据此, 爱德华·格里桑认为加勒比性与混杂性代表了一种“关系诗学” (poétique de la relation) , 它可以用英文表述为“跨文化诗学” (cross-cultural poetics) 。2类似的是, 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史家雷奇主编的《诺顿理论与批评选集》 (2010) 设置的“种族与族性研究” (race and ethnicity studies) 栏目, 精选了杜波依斯、赫斯顿、休斯、艾伦、安沙杜娃、克里斯蒂安、小盖茨、芭芭拉·史密斯、贝尔·胡克斯、丽莎·洛维、保罗·吉尔罗伊等代表人物。3这些文艺理论名家大多具有混杂 (混血) 或有色族群的文化身份, 他们重视边缘文化、有色人种、特殊族群的审美体验和文学表达, 理论关注迥异于欧美白人视野。

　　美国墨西哥裔女作家安沙杜娃以“边界”话语开启“新美斯蒂莎”空间,从政治与艺术上推进和引导了种族混杂性研究的前沿发展,尤其是拉丁娜/拉丁诺与奇卡娜/奇卡诺研究。亚裔美国文化研究杰出人物丽莎·洛维注意到1980年代以来,全球化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家庭、工厂、学校、社区、政治、传媒和法律出现了很多问题。她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与后现代理论框架结合,在社会经济和政治语境中探讨作为非白人的亚洲移民的种族化问题,质疑铁板一块的亚裔美国人同质化范畴,重视异质性的多元身份,促使民族性研究超越传统的黑人与白人的二元对立,倡导实用主义政治学,建构内部、外部和跨越民族国家的联盟。保罗·吉尔罗伊在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黑色大西洋:现代性与双重意识》(1993)将“黑色大西洋”(Black Atlantic) 概念引入跨种族、跨国别、跨文化的范畴, 认为“有一种文化, 它并非特别是非洲、美洲、加勒比或不列颠文化,而是同时是它们;黑色大西洋文化迄今未受注意,其主题和技术超越民族和国家性质,一直在创造某种新东西。”3吉尔罗伊的理念,暗合于新加坡统一的政治治理和多元文化融合的社会。新加坡政治上践行多元民族、多元语言、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四M原则”,鱼尾狮形象则集中体现了新加坡英语文学、华人文学、马来文学等不同实体和谐并存的情境。美国印第安裔作家杰拉尔德·维兹诺提供了类似的学术范式。他致力于暗中破坏铁板一块的种族纯洁观念或固定刻板印第安文学套话,如恬淡寡欲的森林印第安人、戴着羽毛头饰的野蛮战士、罗曼蒂克的印第安公主、天然的生态主义者, 等等。4维兹诺把诸如此类的关于印第安人的信念视为“垂危的教条”,倡导“混血与杂交”(mixedblood and crossblood)等跨界概念,叙事策略上采用原始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中常见的“恶作剧精灵”(trickster)作为文学形象,讲述他们诙谐幽默、诡计多端的部落故事,具有滑稽嘲讽的嬉戏风格,从而挑战和改变了殖民主义者关于印第安种族的“他者”文化想象。

　　基于关系诗学原理的“跨文化诗学”, 尤其适合于论析族群混杂与身份跨界的社会文化现象。我们认为还可以把它拓展为一种伞状概念, 容纳若干重要的理论图式, 包括奇卡娜诗学的“新美斯蒂莎” (种族混血) 、文化传播学的“周边传播”、居间哲思的“林菩狱”图式和少数族文学图式, 以及镶嵌型的“唐人街”和“那”文化图式等, 以期在更为宏阔的空间讨论聚焦于文艺美学的族群混杂与身份跨界题旨。

　　二、奇卡娜诗学:“新美斯蒂莎”图式

　　“奇卡娜”诗学是基于美国西南部“墨西哥/美国”混杂族裔审美经验的文艺理论图式, 是当代文艺美学“批判性种族跨界研究”的重要分支。奇卡娜 (Chicana) 一词特指墨美边界混杂而居的女性住民, 男性则称为奇卡诺 (Chicano) , 尤其是墨裔美国人。奇卡娜诗学倡导边缘文化语境中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 乃至酷儿亚文化群体的混血意识, 提供了迥异于西方本质主义主流理论的视野, 丰富了文学阐释的空间。当代墨西哥裔美国女性学者葛洛莉亚·安莎杜娃 (Gloria Anzaldua) 是第三波女性主义理论代表人物, 5她的《边境/荒界:新美斯蒂莎》 (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一译《新混血边界》, 1987) 是奇卡娜诗学的标志性著作。该书以后殖民批评、性别研究、奇卡娜的跨界问题研究为题旨, 书名的微妙斜线, 既分割也连接英文Borderlands与西班牙文Frontera。而Frontera是待屯垦或开拓的交界区域, 类似于中文“北大荒”之意, 指涉墨美作家“垦荒”的边界话语。西班牙语“美斯蒂莎” (Mestiza, 类似于英语mixed or hybrid) 指称墨美族裔女性血统及文化的混杂 (mestiza为阴性;mestizo为阳性) , 折射原住民、西班牙、墨西哥以及盎格鲁·撒克逊诸多族裔的新混杂。6这种阴性语汇凸显了混血女性多元、含混的血统、语言与文化意蕴。安沙杜拉探索多元文化身份的困境、矛盾与出路, 激活后殖民批评、性别研究、亚文化酷儿话语的思考与灵感, 具有广泛而重要的影响。7安莎杜娃说自己是一个美斯蒂莎 (混血儿) , “以一种文化为摇篮, 三明治般地居于两种文化之间, 骑跨于三种文化及其价值系统, 美斯媞莎经历了一场肉体战争, 边界战争, 内心斗争。”3安沙杜拉是一个多元论者, 她摈弃关于族群、性别、性向、身份的二元对立的形而上模式, 强调多元接触与互动因素的决定意义。

　　R.D.帕克指出:“当代种族、区域和族性研究,像女性主义和酷儿研究那样,往往与后殖民批评相互结合,反思关于身份、历史、政治和文学的基要主义假设。在美国的拉丁娜/拉丁诺与奇卡娜/奇卡诺研究(更传统地是以男性标准方式称为拉丁诺、奇卡诺、拉丁诺/拉丁娜与奇卡诺/奇卡娜研究)中,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政治与文化边界成为了一种征候, 表征着拉丁娜/拉丁诺民众与文化压抑不住却又有争议的移动性。安莎杜娃在颇具影响的《边境/荒界:新美斯蒂莎》以双语标题召唤边界,通过女性主义与酷儿批评,将自传、历史和辩护融为一体, 以诗文杂糅的方式写成。采用英语、西班牙语、西班牙式英语和墨美印第安人的纳瓦特尔语,安莎杜娃坚持将国家、民族、性别,以及社会性别与文化身份混杂在一起,包括墨西哥、奇卡娜、印第安、美斯蒂莎(种族‘混血’)、蕾丝边、工人阶级等。她认为殖民主义与父权制的假设……试图用边界压制身份的混杂性。…… (安莎杜娃) 呼吁跨越多元身份的边界。”4边界不再被视为铁板一块的实体,而是缝隙丛生的多孔空间, 兼容了身份的混杂性。由此,奇卡娜诗学等理论话语走向了前景。

　　三、文化圈与文化层:“周边传播”理论图式

　　欧洲文化传播学派的奠基者、德国学者格雷布纳 (F.Graebner) 在《大洋洲的文化圈与文化层》(1905)提出了文化圈与文化层的理论图式。他认为,文化圈(Kulturkreise)是由某种文明“强大的文化中心”、“对周围地区的强大辐射力”、“文化扩散”等要素构成;文化层(Kulturschichte)“主要有中心层、次中心层和边缘层”,是由“文化扩散的强度”所决定的文化圈内部层级结构。8文化圈有自己的边界,而不同文化圈的文化层则意味着跨界关系。中国东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曾经得益于欧洲传播学原理和方法。东方文学界颇为熟悉格雷布纳的文化圈与文化层的理论图式, 国内几乎所有的《东方文学史》都借助其基本概念来论述中古东方三大文化圈的文学问题。新世纪伊始,西方传统的文化圈与文化层概念遇到了思想挑战,美国和意大利左翼政治学者哈特与奈格里的合著《帝国》(2000)讨论了传统“主权”帝国与当代“解辖域化”的无形帝国等新型全球政治秩序,开启了当代“帝国研究”的领域,人们开始以全球化与数字化视野重新思考文化圈之间多元互渗、边界消弭的复杂关系问题。

　　中国学者也另辟蹊径,提出“周边传播理论”。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是“周边传播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他反思中国与周边“近而不亲, 亲而不近”的关系, 研究中国传播话语体系的国际化和周边传播问题及策略。在他看来:周边传播与国内传播、区域传播、跨文化传播等不同,是在“有效的主权辖区边界两侧进行的、介于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之间的一种综合性信息传播活动。周边传播是国内传播的延伸、国际传播的先导,是一种有着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特殊传播活动”。9周边传播具有传播主题多样性、传播渠道立体性、传播效果直接性和传播内容不可控性四大基本特性。周边理论有三个要点,一是任何事物都有周边,具有“中心强、周边弱”的信息传播特点。二是周边中心的事物容易受到周边的影响。三是事物的周边是刚性与弹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以国家的周边、动物的领地为例,周边是可以移动的, 利益在哪里,周边就在哪里。因此, 周边理论在对港澳台传播、一带一路传播、地方主体传播、海外机构与项目传播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应用前景。1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司长马黎的《实施友邻传播助力周边外交》指出: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 有14个陆路相连和6个隔海相望的国家。包括东北亚4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国),东南亚10国和东帝汶,中亚地区5国和最大的邻国俄罗斯。这些周边国家各具特色,充满着文化的多样性。“周边国家是搬不走的邻居”,睦邻、安邻、富邻,是“争取更好的外部环境,延长战略机遇期的必然要求”。周边传播与地缘政治经济密切相关,张振华认为:“周边地区在整个世界政治版图、经济版图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大国及不同利益集体在这一地区的博弈越来越激烈”, 因此, 周边传播具有重要性、复杂性和迫切性。11在对俄传播、对东盟传播和南海周边传播策略上, 我们需要发挥区域媒体优势, 探索“以我为主, 融通中外”的周边传播新理念, 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 “立体化”讲好中国故事, 官产学研同心协力,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加强文化交流与媒体合作,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12中国学者所倡导的传播学的“周边传播”理论, 刷新了格雷布纳的文化传播理论,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创新, 兼具重要的实践意义。

　　四、文化混杂与居间思维:“林菩狱”理论图式

　　在跨文化诗学的意义上, 周边传播理论针对“近而不亲, 亲而不近”的弊端, 强调利益决定周边的博弈, 探讨交往行动合理化的可能性, 有助于西方传统的文化圈与文化层理论话语的中国化、当代化。而文化混杂与居间思维衍生的“林菩狱”理论图式, 则体现了混杂与跨界的另一种旨趣。

　　在西方文化、神学、哲学、文学史和文艺思想史领域,“林菩”(limbo,又译为“侯判所”“林勃”“灵菩狱”“灵薄狱”“灵泊”“幽域”等) 作为关键词频现,因而是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林菩”的拉丁语词源limbus本意是“边缘或者界限”,意味着一种既受限又穿越的可能性空间,因此它可以被界说为一种“间性”语境, 具有即此即彼、非此非彼的跨界属性。在英文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林菩”一词作为标题关键词出现。如根据《阿甘本辞典》“limbo”辞条:“林菩”的表达式在阿甘本的全部著述中一再出现,他喜欢在神学与哲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 以描述一种既超越奴役又超越判罚的中性情境。阿甘本在《即将到来的共同体》(The Coming Community) 的“来自林菩”章节里,阐发了圣托马斯的观点:死于受洗之前的婴儿除了原罪外并无过错,因此被判罚居于林菩狱以待永恒。麦尔维尔和卡夫卡的小说,都有无辜的文学形象处于这样的“林菩状态”。13在文学领域, 中世纪但丁《神曲·地狱篇》的“侯判所”、20世纪法国小说家图尔尼埃的《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林菩狱》(1967)、爱尔兰裔的法国作家贝克特富于先锋实验精神的小说三部曲《莫洛伊》《马龙之死》和《无法称呼的人》, 都有“林菩”的字样出现或适合用这种“林菩”理论图式予以文学阐释。

　　当代西方文论领域关于文化混杂、民族跨界的理论方法通常与后殖民批评密切相关。后殖民批评经历了三波浪潮:第一波浪潮以法侬和梅米为代表;第二波浪潮以赛义德为代表;第三波浪潮以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为代表。14在当代文艺美学领域,前国际美学协会主席的海因茨·佩茨沃德、著名文论家克里斯蒂娃、现象学家胡塞尔、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哈贝马斯、法国著名比较文学研究者艾金伯勒教授、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都表征了一种居间思维特征,尤其是后殖民批评理论家霍米·巴巴的文化混杂理论、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千高原”、“门槛叙事”等概念, 堪称“林菩”理论图式的重要标识。

　　当代全球化促使国际和区域交往空前频繁, 霍米·巴巴认为我们的理论关注应当以文化混杂的描述与阐释为基础。边界意味着“间性”(in-between),凸显文化混杂形态,是新生事物、创新空间崭露头角的场域。霍米·巴巴的名著《文化的定位》针对文化混杂的情境,强调跨越边界(国别、种族、阶级、性别、世代等边界)的“第三空间”,被誉为“文学领域与文化批判领域最富于增殖性的著述”。15文化混杂理论的关键词“混杂性”(hybridity)具有混合祖先或者异质之源的含义,16因此对阐发杂糅了同质文化与异质文化的文学形态具有特殊意义。

　　德勒兹和加塔利著名的文化哲学概念“千高原”和贝克特小说三部曲都有一种“居间”(in-between)特质。贝克特的小说不仅属于文学,还是一种强有力的思想触媒与美学范式。德勒兹十分喜爱贝克特的作品, 认为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中有一种“居间”叙事或门槛叙事, 即叙事者犹如倚门而站, 可进可出, 声音飘忽游移, 难以捉摸, 无法确定。例如, “无法称呼的人”居于沉默与语音、同一与他者、内在与外在之间:

　　或许这是我的感觉, 一个外在, 一个内在, 而我在中间, 或许这就是我, 是把世界一分为二的东西。一边在外, 一边在内, 可以薄如蝉翼, 我既不是这一边, 也不是另一边, 我在中间, 我是间隔, 我有两副面孔而没有厚度, 或许这是我的感觉, 我自己在悸动, 我是鼓膜, 一面是心灵, 一面是世界, 我不属于任何一边。17

　　乌尔曼则借贝克特的居间叙事与德勒兹哲学思维特征进一步提出了“领袖叙事” (the narrative of the leader) 与“译者叙事” (the narrative of the translator) 的对位概念:领袖叙事以总体化、确定性、同质性为特征, 具有强加的形式与内容, 是一种宏大叙事。译者叙事则以非确定性、异质性、居间性为特征, 是一种反叙事。译者的居间性使其成为一种无结构的结构, 虚而实有, “空纳万境”, 是一种去中心的主体。译者涉猎并超越两种声音, 因此是一种可以传输任何信息的频道而非源泉。18可以说, 贝克特的小说三部曲饱含了德勒兹哲性诗学的旨趣。

　　五、解辖域化的哲思:“少数族文学”图式

　　当代西方哲学睿智与文学阐释的结合,催生了一种跨界民族研究的特殊理论图式——“少数族文学”。追溯其根源,“少数族文学”见于德勒兹与加塔利合著的文学批评著作《卡夫卡:走向少数族文学》 (Kafka: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1975) 。他们运用后结构主义诗学观念和解辖域化的哲思, 论析著名作家卡夫卡的小说世界, 提出了这一意义非凡的概念, 建构了文化杂糅和跨界研究语境的世界文学特殊范式。德勒兹与加塔利把“少数族文学”界说为“少数族裔采用主流语言同时又从内部颠覆这种语言文化的文学”, 归纳了少数族文学的三大特征:语言的解辖域化;折射政治性;蕴含群体价值。犹太作家卡夫卡属于少数族裔, 他采用当时奥匈帝国的主流语言德语进行创作, 因而是少数族文学的典型例证。

　　少数族文学的第一个特征是语言的解辖域化。德勒兹著名的差异哲学概念“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和逃逸线”体现了一种特殊的理论范式, 其核心是解辖域化。德勒兹借用了法国社会语言学家高拔尔的四种语言学模式, 对卡夫卡文学既有的“辖域化”世界进行“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这四种语言学模式形成微妙的联系:本土型语言在这儿;媒介型语言无处不在;对象型语言在那儿;神话型语言在世外。19卡夫卡的“本土型语言” (方言或辖域化语言) 是捷克语;“媒介语型语言” (政府、商务语或解辖域化语言) 是德语;“对象型语言” (文化再辖域化的语言) 是意第绪语;“神话型语言” (精神或宗教再辖域化的语言) 是希伯来语。犹太少数族作家卡夫卡采用当时奥匈帝国的媒介语或主流语言德语进行创作, 而其他三种语言杂糅于其中, 由此暗中以少数族性解构了主流德语文化。德勒兹称他是“从摇篮里偷走德国婴儿的吉普赛人”。

　　少数族文学的第二个特征是文学折射政治。卡夫卡小说折射出明显的政治性特征, 它们对原父权威 (《变形记》) 进行拆解, 把技术、法律、官僚机器 (《美国》《审判》《城堡》) 加以荒诞化。卡夫卡特意用表现主义手法讲述动物 (大甲虫、耗子等) 故事, 实现了他作为陌生人的快乐“逃逸线之旅”, 从而颠覆了欧洲主流文化与文学传统。

　　少数族文学的第三个特征是蕴含着群体价值。这个特征与美国著名学者詹姆逊关于一切第三世界文学都是民族寓言的说法异曲同工。少数族作家的称谓往往意味着一个集体或族群。少数族文学大多不是一种审美选择, 而是少数族作家窘迫的存在境况的反映。他们“不幸生于某一重要文学的国度, 就不得不使用该文学的语言, 例如捷克犹太人必须用德语写作, 乌兹别克人必须用俄语写作, 像一条刨坑的狗似的写作, 像一只打洞的耗子似的写作。”19德勒兹破除对卡夫卡的传统阅 (误) 读, 认为卡夫卡文学是弱势的、少数族裔“集体”声音的装配。卡夫卡并非是孤独的个体和受折磨的艺术家, 而是一个表达集体价值的政治作家。

　　在跨语境诗学的意义上, 这种少数族文学理论范式可以用来重新审视世界文学中身处多重语言文化环境的作家, 譬如说, 东盟华人作家及其文学。不同于德勒兹关于少数族文学采用主流语言的界定, 东盟华人文学以采用华语创作为标识。当然, 东盟华人作家的汉语言文化经验混杂了所在国的异域元素, 呈现出解辖域化与再辖域化的过程与特征。辖域化可以理解为东盟华人家乡惯常的生活辖域, 解辖域化意味着离开自己熟悉的祖国家园, 改变生活习惯, 进入新的东盟语言文化世界, 而再辖域化则意指来自异国他乡的华人作家适应新环境, 成为东盟国家的公民。这并非是固定不变和不可逆的过程, “逃逸线”就是充盈着各种可能性的动态通道, 如马来西亚重要华人作家黄锦树祖籍中国大陆泉州, 生于马来西亚南部, 后来移居台湾, 现为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中文系教授。他的居住地和身份并非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可以选择“逸出”原有辖域的。保罗·吉尔罗伊以“黑色大西洋”隐喻批判坚持民族纯洁性的英美文化研究窠臼, 他采用航船行使的意象来表达跨越欧洲、美国、非洲、加勒比边界的动态空间。3航船并不固守一个地方 (辖域化) , 而是不断地巡游, 打破了原来区别种族和国家的分野 (解辖域化) , 把不同地域联系在一起 (再辖域化) 。类似的是, 东盟华人大多不属于主流族群, 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作为语言文化的共同体, 他们的文化生产———华人文学或隐或现地蕴含着集体的政治诉求。在文化多元共生时代, 少数族文学是与双语或多语言生存状况相关的一种特殊现象。无论是在漫长的历史上, 还是在当今世界, 许多人都生活在并非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与文化中, 卡夫卡文学、海外华人文学、美国黑人文学、拉丁娜/拉丁诺与奇卡娜/奇卡诺文学, 大都是这种情境的产物。

　　六、当代文化万花筒:镶嵌型的“唐人街”和“那”文化图式

　　古往今来, 人们出于各种因由远赴他乡, 海外漂泊。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赛义德对文化混杂与双重视野体验颇深, 他曾在《寒冬心灵》中说, 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 一个家, 而异乡漂泊者、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一种觉知……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对位的;但每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 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20当代世界范围内人员流动、文化交往、商品交易、文艺互动等活动空前活跃, 越来越多的人走出边境与国界, 在异邦情调的国度生活繁衍, 或把异乡作为家乡, 在双重乃至多重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跨界文学创作。

　　国际著名美学家约斯·德·穆尔教授认为:全球化作为人员、观念、习惯与商品的世界性流通和交流与人类历史同样古老。200万年前人类作为直立人走出东非大平原, 3000年前的“丝绸之路”, 都是全球化的标志性节点。“在后现代的全球化时代, 个人与文化的视界日益变成万花筒式的视界。”溯古思今, 前现代文化通常是视界拓展的“独白型文化”, 现代文化主要是视界融合的“多元文化”, 而后现代文化则主要是视界播撒的“交互文化”。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的后现代阶段, 社会文化呈现出万花筒式的特征:全球范围的人员、观念、习惯与商品的流通和交流的势头汹涌, 成千上万的移民、打工者、学生和旅游者在不同的文化中移动。土特产正在全球配送。思想观念通过全球电脑互联网流转。世界居民日益增长的数量正在生成混杂的、属于多种不同视界的主体。21这种“真正的混杂”的主体性是后现代全球化的典型表征。

　　当今文化万花筒式的时代特征, 促使族群混杂与身份跨界的形态空前复杂, 不同的语言文化关系和现实生存方式日益丰富多彩。前述少数族文学图式以“采用主流语言同时又从内部颠覆”为标识, 美国华人的英语文学可以归入这种类型, 但同时海外华人文学也不乏采用汉语创作的作品, 这就逸出了德勒兹“少数族文学”的藩篱。希伯来-犹太人的历史现实状态, 导致了流散文化和散居族裔文学批评的图式, 而飞岛式群居的欧美唐人街社会文化, 则生成了镶嵌型的“唐人街”图式。一些中国学者尝试归纳“民族互嵌”关系的四种类型:区隔型、接触型、融洽型和交融型。交融型是最高境界。他们探讨各族群的“相互嵌入”、空间的“交错居住”, 行为的“交往互动”, 情感的“交流融合”问题, 嵌入涉及居住空间、组织网络、文化接入和心理认同四个维度。22这些类型划分, 在不同程度上可以适用于审视“唐人街”图式, 也适合阐发中国-东盟社会文化关系, 尤其是“那”文化范畴。“唐人街”主要是镶嵌型的, 而“那”文化更多的是互嵌型图式。

　　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山水相连, 唇齿相依, 文化、语言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族群混杂与身份跨界形态, 彼此穿梭往来的活动不绝如缕, 于今尤甚。在中国美丽南方广西, 骆越文化研究者发现东亚与南亚文化圈之间存在着一个“那”文化 (圈) 层。它与中国-东南亚地区稻作文化密切相关, 具有人类学、民俗学的丰富蕴涵。“那”是古壮语, 意为水稻田。“那”文化圈是“那”地名广泛分布的地区。广西左右江、红水河、邕江流域“那”地名最为密集, 是“那”文化圈的中心。在越南北部、老挝、泰国、缅甸和印度的阿萨姆邦等东南亚、南亚地区, 也广泛分布着冠“那”的地名。“那”文化圈实际涵盖地域包括中国的广西、海南, 云南的大部, 广东、湖南、贵州的一部分, 东南亚中南半岛5国, 涉及人口约一亿人。壮族先民以稻作维系生存, “那”文化融入了他们的生产、生活, 是生命和灵魂, 形成独特的民俗风情……形成了一个横跨桂、粤、滇、黔和东南亚的“那”文化圈。大石铲遗存、花山壁画、龙脊梯田、雷神、稻神、鸟图腾、蛇图腾、蛙图腾、牛图腾、浪漫定情抛绣球等及其相关节庆, 都是生息于这一地区的人们共同体的“那”文化鲜明标志和历史印记。“那”文化是壮族等骆越后裔民族文化的根。2015年隆安壮族“那文化”稻作文化系统入围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3“那”文化圈的历史与现状, 凸显了周边传播理论的人类学、民俗学基础, 具有霍米·巴巴的文化“混杂性”特征, 当代文化万花筒的属性则将“交互文化”的问题提上议程, 有利于推进中国“一带一路”的全球化倡议。

　　总括而言, 我们将当代西方文论领域的“跨文化诗学”拓展为重要的伞状概念或理论视野, 对于审视文化混杂、族群混居、身份跨界、游牧美学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思想启迪意义。奇卡娜诗学聚焦于美国-墨西哥边境的“新美斯蒂莎” (种族混血) 社会文化形态, 丰富了当代西方文论领域的种族与性别研究空间。文化传播学的“周边传播”关注亚洲三大文化圈和文化层之间的族群混杂与文化传播机制, 启迪我们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新思考。后结构主义哲思的“少数族文学”图式, 探讨犹太作家卡夫卡文学世界的四种语言关系, 揭示少数族文学的吊诡属性、三大特征和理论意义, 深化了后殖民批评家霍米·巴巴的文化混杂论。文化镶嵌型的“唐人街”和“那”文化不同类别的图式, 则启迪我们以经济全球化和文化数字化的眼光看待当今日益互渗互动的族群混杂与身份跨界的文艺美学问题。

　　注释

　　1 [美]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 姜智芹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71、102、162、204、226页。

　　2 (3) R.D.Park, How to Interpret Literature:Critical Theory for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13.

　　3 (4) (5) (10) (25) V.B.Leitch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York:Norton﹠Company, Inc., 2010, pp.2553, 2099-2101, 2554.

　　4 (6) (11) R.D.Park, How to Interpret Literature:Critical Theory for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314, 312.

　　5 (7) Cf.G.Castle, The Blackwell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Ma: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pp.94-100.

　　6 (8) 黄心雅:《同志论述的奇哥那想象:安莎杜娃的美斯媞莎酷儿》, 台北:《中外文学》第32卷, 2003年第3期, 第35~62页。

　　7 (9) 麦永雄:《奇卡娜诗学与〈黄色女人〉的文学阐释》, 北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年1期。

　　8 (12) 侯传文:《东方文化通论》,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2年, 第122页。

　　9 (13) 孔德明:《发挥区域媒体优势做好南海周边传播》,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18年第6期, 第9页。

　　10 (14)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北大博导陆地教授来我院讲述“周边传播理论“》, http://cbxy.fjnu.edu.cn/78/41/c4759a96321/page.htm。陆地教授在广西师范大学雁山校区举行题为“周边传播理论的创新与应用”的讲座, http://www.cllc.gxnu.edu.cn/?p=6654。

　　11 (15) 张振华:《周边传播的重要性、复杂性、迫切性》,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18年第6期, 第4页。

　　12 (16) 杨晶、杨玥、姚莹:《周边传播的融通策略——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对俄传播的探索之路》;孔德明:《发挥区域媒体优势做好南海周边传播》;颜兵、覃彤:《“一带一路”倡议下广西电视台对东盟传播策略研究》,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18年第6期, 第6、9、16页。

　　13 (17) A.Murray and J.Whyte ed., The Agamben Dictionary,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26.

　　14 (18) G.Castle, The Blackwell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Ma: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pp.135-139.

　　15 (19) Homi K.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Routledge, 1994, title page.

　　16 (20) J.Wolfreys, R.Robbins and K.Womack, Key Concepts of Literary Theory,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001, p.43.

　　17 (21) Anthony Uhlmann, Beckett and Poststructur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76.

　　18 (22) Anthony Uhlmann, Beckett and Poststructural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137-155.

　　19 (23) (24) [法]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加塔利:《什么是哲学》, 张祖建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7年, 第51、38页。该中译本把“少数族文学”译为“弱势文学”;把“解辖域化、再辖域化”译为“脱离领土、另建领土”。

　　20 (26) [美]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 单德兴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02年, 第1页。

　　21 (27) [荷兰]约斯·德·穆尔:《阐释学视界——全球化世界的文化间性阐释学》, 汝信主编:《外国美学》第20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2年, 第312~336页。

　　22 (28) 乌小花:《学界关于“民族互嵌”理论的探讨》, 北京:《中国民族报》, 2015年10月26日。

　　23 (29) 骆越文化网·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那”文化——广西壮族历史文化的最亮点》, http://www.luoyue.org/show.aspx?tid=271c4382-8ec4-4acc-86a9-8ac0e3c8f21b。2018-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