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简称《中国杂志》)中文刊名中的“科学”和“美术”,英文是Science和Arts,另一种翻译也可以是“理科”和“文科”。把文科、理科并在一起,出版一份综合性、探索性,兼有普及和欣赏价值的学术杂志,成为苏柯仁、福开森要做的事业。从近代学术背景来看,今天人们把人类知识,大致地分为文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理科(自然科学)是在19世纪末期欧洲大学里定型的。近代欧洲学术起源时按照“文艺复兴”的理想,恢复古希腊的修辞、文法、历史、法律、医学、天文、数学等知识体系,当时都用“哲学”(Philosophia)来囊括。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艾儒略在《职方外纪》(1623年)中曾介绍欧洲17世纪学科体系,有“小学”、“中学”、“大学”的区分,称“小学曰文科”,学习“古贤名训”、“各国史书”、“各种诗文”和“文章议论”;“进于中学,曰理科”,学习“落日加”(逻辑)、“费西加”(自然学说)、“默达费西加”(算术几何)。在这里,所谓小学的“文科”、中学的“理科”合起来就称为“哲学”(“以上之学,总名斐录所费亚”)。所以,在中世纪后期的“哲学”概念下,不需要区别文科和理科,至今在综合性大学体系里,“博士学位”(Ph.D.)仍然文理不分,是那个时代学术的纪念。在1923年的“理科”(科学)昌明时代,苏柯仁、福开森兼顾“文科”(艺术),在中国办一份“文理杂志”确实是一件值得思索的事情。

　　经过16、17、18世纪的“科学运动”,到了19世纪,欧洲“科学”已经建构起自己的意识形态。“科学主义”主张严格的学科分工,学术研究越来越具体,学术培训也越来越专业,改变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全人教育。“文艺复兴”的理想,是做像达芬奇那样天文地理、艺术人文、工程技术都懂得的“全人”(TheMan Who Knows Everything)。到了18、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成型,中世纪后期到近代以来的知识体系开始分裂。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导致原属“理科”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生物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和专门的学问。文、理分科,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是必须的。1890年,美国哈佛大学受“人文主义”的影响,主张博雅(Liberal Arts)教育,把承担本科生基础教学的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和纯科学的劳伦斯科学院合并,建立一个基础理论的教学与科研机构“文理学院”(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FAS)。“文科”、“理科”虽然合在一个学院,但学术方法各行其是。文理分科,仍然是20世纪世界学术界的主流。

　　苏柯仁改变方针,把筹备中的科学(生物学)专业杂志,扩展为一份文理科合体的综合性文理杂志。拟定中的“中国生物学会杂志”办成了《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相应的是原定用以支持杂志的学会,也从“中国生物学会”扩大成了“中国科学美术学会”(TheChina Society of Science and Arts)。按《中国科学美术杂志》1923年3月(总第二期)公布的《中国科学美术学会章程》,该会“旨在推进中国科学研究的进步,并促进中国艺术、文学和哲学及类似领域的利益”。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组织。

　　1926年12月提供的名单,中国科学美术学会由苏柯仁任总董(President);福开森任文科副董(VicePresident for Arts);查得利(HerbertChatley,上海浚浦局)任理科副董(VicePresident for Science)。委员会成员则加上以下人员:玛丽小姐(MissMary Augusta Mullikin,1874-1964,美国画家,研究中国艺术);万卓志牧师(Rev.George D.Wilder);伍连德博士(Dr.Wu Lien Teh);安特生博士(Dr.Johann G.Andersson);包达甫教 授 (Prof.Willard M.Porterfield)。玛丽小姐之外,万卓志、伍连德、安特生、包达甫等成员,都是理科学者,具体专业均为生物、地质学。《中国科学美术杂志》在一开始有点像综合性大学的学报,文理科合刊。杂志倾向于理科,侧重生物、地质、地理学专业,但总体上还算平衡。即使是在上海,擅用英文写作,同时还能入福开森法眼的文科学者并不多。福开森不愧是老资格的“中国通”、“汉学家”,他几乎是一个人撑起了“文科”的半壁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