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汉书》、《后汉书》记述边疆少数民族的列传为基础，以统一多民族国家对边疆民族的治理、边疆民族自身的分化与融合过程等视角，分析《汉书》、《后汉书》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记载的变化，证明中国边疆民族也积极参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缔造和建设，对其历史进行充分的记述可以丰富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此外，汉族历史学家对中国边疆民族的文本书写是统一多民族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 键 词：历史文献 文本书写 边疆民族 国家发展史

　　作者简介：王文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汉书》、《后汉书》属于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致认为其史料价值很高，特别是《汉书》、《后汉书》中关于汉代民族历史的记载，几乎是研究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历史必须参考和引用的文献，因此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成果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论著：沈仁安《〈汉书〉、〈后汉书〉倭人记事考辨》对《汉书》、《后汉书》中有关倭人不足百字的记载进行了考辨；①力之《〈史记〉、〈汉书〉、〈后汉书〉注札记》对《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进行考辨，其中与民族有关的内容不多；②谢晓丹《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探讨两汉时期中印交流》仅仅探讨了两汉时期中国和印度文化交流的问题，没有涉及边疆民族；③舒仁辉《范晔〈后汉书〉史论探讨》主要讨论在《后汉书》的序、论、赞中表现出来的范晔的历史观，与边疆民族历史联系不多；④唐书林《〈后汉书〉研究史概述》主要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对《后汉书》的研究，基本没有涉及民族历史问题。⑤真正与边疆民族研究有关的研究成果也不多，李珍《范晔的民族思想略论》认为范晔在《后汉书》当中体现了自觉的民族史撰述意识，通过考察中国各民族关系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体现突出政治大一统的政治倾向，但是文章并没有对《汉书》、《后汉书》当中的民族列传进行深入评述；⑥汪波《〈后汉书〉与羌族史研究》虽然与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有关，但主要是围绕“西羌传”进行论述，也没有进行综合性的研究；⑦曹德全《〈后汉书〉、〈三国志〉中〈高句丽传〉的比较研究》属于单一性的研究，而且论文主要是考据《后汉书》在引用《三国志》时存在的众多问题。⑧因此，本文从边疆民族历史文本书写的视角进行探讨依然具有积极意义。

　　一

　　班固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对汉武帝之前的历史做了很多补充，从民族史的角度看，《汉书》续写了《史记》所缺汉武帝后期至王莽时代的边疆民族历史。汉武帝中期以前西汉时期的边疆民族历史，《汉书》大量抄录《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班固在向《史记》取材时不是一味照抄，而是在继承中有增补、有调整、有发展。总体而言，《汉书》中所有关于边疆民族历史的记载，比《史记》的《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和《朝鲜列传》都详尽具体，是今天研究古代中国边疆民族历史以及研究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历史的宝贵文献。《汉书》对民族史的研究，把握住当时社会历史的变化，抓住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进行论述。

　　《汉书》与《史记》相比较有了许多变化。

　　其一，从汉与匈奴关系的角度看，《汉书·匈奴传》对《史记·匈奴列传》在继承基础上有一定超越。

　　由于汉代民族关系和国家战略重点都在北方，汉匈关系是汉王朝民族关系的核心，因此《汉书》对民族史的记述特点更加突出，抓住国家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进行论述，将重点放在匈奴和西域各族上。从数量上来说就是将《匈奴传》增为上、下两卷，除收录了《史记·匈奴列传》的旧文之外，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增加了李广利投降匈奴之后到更始末年的史事，从而使匈奴历史有了完整的记载。此外，《汉书·匈奴传》比《史记·匈奴列传》新增史料五分之三左右，篇幅大大超过《史记·匈奴列传》。《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的历史到公元前98年，而《汉书·匈奴传》则从汉武帝太始元年(前96)起，这一年是匈奴左贤王立为狐鹿姑单于。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仅仅以《史记·匈奴列传》作为研究匈奴的文献，那么只能看到匈奴三分之一的历史，而《汉书·匈奴传》则把匈奴与汉民族的民族关系发展历史较为清晰地展示出来，所以《汉书·匈奴传》的“赞”说：“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拙伸异变，强弱相反，是故其详可得而言也。”⑨由此可见《汉书·匈奴传》在研究匈奴历史中的价值。

　　《汉书·匈奴传》还把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不是十分明确的引用进行了明确，例如《史记·匈奴列传》说：“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应’，‘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⑩而《汉书·匈奴传》则有更为明确的记述：“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曰戎，猃允孔棘’。至懿王曾孙宣王，兴师命将以征伐之，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猃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11)

　　其二，从把边疆民族纳入到统一多民族国家郡县统治体系看《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对《史记》相关传的继承、超越。

　　汉王朝在重点经营北部边疆的同时，积极加强对其他边疆地区的治理，在东南方设置了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在西南方设置了犍为、越巂、牂牁、沈黎、汶山、益州等郡，在东北亚地区设置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等郡，(12)上述地方在汉武帝时都已经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之下，所以《汉书》把《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合并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这样的归并不是简单的归并，而是根据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变化的实际而调整的。在《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班固在继承《史记》各传的基础上也补其遗漏，续其后事，增加了不少珍贵材料，例如汉昭帝到王莽时期西南夷的史事以及汉孝文帝和南越王赵佗之间交往的书信是《史记·南越列传》中所没有的。

　　其三，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角度看《汉书·西域传》对《史记·大宛列传》的继承、超越。

　　由于西域是汉王朝和匈奴争夺的重要战略之地，汉武帝为了实现夹击匈奴的战略目的，建元三年(前138)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希望能够联合西域的力量攻击匈奴，此后汉王朝与匈奴在西域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而《大宛列传》已经不能涵盖当时西域的历史，所以班固在《汉书》中把《史记·大宛列传》充实修改为《西域传》，记述了西域“城郭诸国”的情况。此外，《汉书·西域传》不仅对《史记·大宛列传》中提及的大宛、乌孙等详加叙述，还增加了婼羌、鄯善、精绝等几十个民族的情况，内容比《史记》更加丰富，由于内容涉及了大夏、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等今天的中亚、西亚许多民族的历史，所以《汉书·西域传》不仅是记述中国西北边疆民族史、中亚西亚民族史，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具有世界史意味。

　　其四，从《史记》中的“太史公日”和《汉书》中的“赞”进行对比看《汉书》对《史记》民族史观的超越。

　　《史记》中有一个特殊的内容，即“太史公曰”，主要是司马迁个人的观点，就《史记·匈奴列传》而言，司马迁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仅仅认为“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13)其中不乏有对汉武帝的怨言。《汉书》中也有一个类似的内容叫做“赞”，班固在其中不但抒发个人思想，还有许多历史哲学式的思考，例如在《汉书·匈奴传》的“赞”中班固对汉王朝的匈奴政策有深入分析，认为：“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在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班固“贵华夏，贱四夷”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同时也看到班固强调对待匈奴不能只是用一种策略，应当根据每个时期双方力量的变化，以“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的策略应对。同样，班固在《汉书·西域传》“赞”中也对汉王朝经营西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者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