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有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如何解释行为体行动的逻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当今国际关系领域形成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范式。近年来，则兴起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实践理论。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同属理性主义理论的阵营，理性主义假定国家是理性行为体，追求权力和利益，在行动时会权衡利弊得失。其中新现实主义认为是权力体系结构决定了国家行为，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认为国际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进而促进国家间的合作。但理性主义理论无法说清楚的是，利益是怎么生成的？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者试图通过引入观念、文化、身份等概念来解决这一难题，他们认为利益很大程度上由观念所建构，文化结构决定了行为体的身份，进而影响行为体的行动。

　　然而，为什么是这一套而不是其他的观念、文化和身份在起作用？观念和文化从哪里来？实践理论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观念和文化从实践中来。在实践理论范式的里程碑式著作，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 Adl er）和麦吉尔大学的文森特·波略特（Vincent Poul i ot）所主编的《国际实践》（Internati onal Practi ces，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一书中，“实践”被定义为“适当绩效行动的实施。具体来说，实践是具有社会意义的有规律的行动，这类行动程度不同地表现出行动者的适当绩效，同时包含并展现背景知识和话语，并可能物化这样的知识和话语。这类行动在物质世界中发生，也会对物质世界产生影响。”而国际实践是指与广义世界政治相关的、通过社会组织的活动。

　　实践理论并不试图推翻现有的三大理论范式，而是架起不同理论范式沟通对话的桥梁。以往，无论是均势、人权保护、威慑，还是经济相互依赖、金融贸易，这些实践活动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都已被分别理论化，相互之间各自独立。那些强调物质性的理论，被视为属于理性主义；强调规范性的，则被归于建构主义。而实践理论则强调：无论人们坚持什么样的理论观点，都需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只有在实践活动之中并通过实践活动，世界政治才会存在。所有的权力结构、制度和秩序、知识和规范，都是在实践中并通过实践而存在。也就是说，是实践活动本身引导行为体的行动。

　　国际关系实践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将背景知识（backgroundknowl edge）纳入研究议程。“背景知识”是由不断的实践所累积的，行为体采取行动不是基于理性计算，而是基于过去的背景知识所形成的经验。举例来说，欧盟成员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很自然地就会通过外交途径而非诉诸武力来解决，这是因为通过长期的日常实践中，成员国之间形成了共有的背景知识，即成员国之间，武力从来就不是解决问题的选项。

　　那么，日常生活的实践到底是怎样变化的？由于实践处于行动体和结构之间，具体的实践活动是互动的，因此实践变化的动力既来自行为体，也来自结构。所以有三种途径引起实践的变化：首先是实践主体的变化，比如行为体性情、偏好、意图等发生了变化；其次是实践本身的变化；最后是社会秩序的变化，比如结构、主导方式或是话语的变化。这意味着实践既可以作为被解释因素，比如根据国际体系的不断变化，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外交实践发生了许多变化，外交的形式和手段也在不断变化；也可以作为解释因素，比如不同实践产生不同的后果。

　　在《国际实践》第七章中，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理查德·利特尔以英国对西班牙内战的应对政策作为个案，展现了英国长期的不干涉实践与要求英国进行干涉的体系性压力之间的矛盾。在西班牙现代史上，国内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是常态，1936年2月，左派和中间派组成的“人民阵线”通过选举联合执政，但此时国家已经陷入混乱和失序，7月摩洛哥爆发的军事叛乱迅速波及西班牙本土，佛朗哥将军领导民族主义势力占领了西班牙大部分地区，而“人民阵线”只保有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双方的战斗持续到1939年，最后以佛朗哥将军一方胜利而结束。

　　西班牙内战从一开始就被国际化，德国和意大利支持佛朗哥一方，苏联支持“人民阵线”一方，英国则在整个内战期间采取不干涉政策。利特尔的问题是：为什么英国在如此重大的国际事件中坚持不干涉政策呢？利特尔通过大量的文献展示出，从西班牙内战爆发伊始，英国国内决策层就存在两派：干预派和自决派，自决派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形成了坚守不干涉他国内战的原则，而干预派则出于体系的压力，主张通过干涉使形势朝有利于英国利益的方向发展。两派竞争中，自决派占了上风，他们接受了作为制度和构成性要素的不干涉规范，表现出对不干涉规范相关实践的执着追求。现实主义假定，领导人在有利可图时会把规范抛在一边，但现实主义没有认识到的是，作为背景知识的不干涉实践已经深深嵌入英国决策者的决策之中。

　　《国际实践》一书对当前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也颇有启发。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认为，中国的实践、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一系列战略决策，都可以从实践理论中得到非常好的素材。中国崛起本身是一个不断参与国际实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行为体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学习、借鉴，并积累知识背景的经验；另一方面，国际体系也对中国参与实践进行回应，这也使中国的身份不断更新，同时，中国参与国际实践也会对国际体系产生影响，使得体系自身也在不断演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崛起的中国与守成大国和国际体系的互动，本身是动态的过程，各方的实践对于未来的国际体系将产生重大影响。

　　（中文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