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晚清教育改革，师法日本，甚至于连中国固有的经学如何安置，也部分借鉴了日本的教育经验。壬寅、癸卯学制的拟订以及清季教育宗旨的颁行，有关经学教育的规划，都能找到日本方面的影响。而来自于日本的明治汉语新词汇、教科书、教学方法和教育观念，也冲击了晚近中国的经学传承及其所维系的伦理纲常。由此带来的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经学在近代中国的存在。

　　关 键 词：学堂/经学/日本

　　作者简介：朱贞，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早在1906年，蔡元培就已提出，晚清各项教育制度“多仿日本”。[1]清季壬寅、癸卯学制办法，规仿日本，学界早有讨论，并注意到清季十年变革中日本因素的影响。①近代中西乾坤颠倒，学习欧美与日本的求强之路与传统“礼失求诸野”的取径大不相同。晚清官绅对于在西式分科设学框架内怎样体现“中体”，即经学等固有课程如何安排的问题上，颇费思量。欧美诸国学制办法，并无经学。作为学制仿行对象的日本，对于经学进入学制和学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值得仔细探究。

　　一、晚清学制考察中的日本意见

　　西学分科并无经学的事实，使得部分采纳西式教育观念者主张取消经学，“喜新蔑古，乐放纵而恶闲检，惟恐经书一日不废”，[2]导致了清季在分科设学框架内如何开展传统学问一直出现争议。甲午战后，日本明治维新取得的成效让国人慨叹之余，兴起拜师念头。加之日本应对西学，本就多取材于长期受影响的中国文化，更易获得彼时国人的认同。

　　制定壬寅、癸卯学制，很大程度依赖于对日本学制的借鉴。清季，一些曾有赴华经历的日本教育界人士，对于晚清教育改革如何处理旧学的问题，有着直接的评议。庚子年间，曾游历中国并担任日本《教育时论》主笔的过武雄撰写了《支那教育改革案》，专门邮送数百册于清廷朝野上下。强调中国教育方法必须改革，否则“人才之盛恐未可期，富强之基亦未易望”。提及视为“人伦之大本”的孔子之教，认为“支那三千年之道德全系孔教所维持，是以学业修身须以孔教为主”。[3]而曾任直隶师范学堂教习的儿崎为槌，在所撰《清国学生思想界之一般》一文中，探讨中国学生习读经书的过程、方法与效果，兼与日本教育制度作比较，认为“要把支那四百余州、四亿人口导向文明，实际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拯救支那的道德，除大兴新学外别无其他”。建议中国学生抛弃“非实用性”的经学转向西学。[4]

　　儿崎为槌和过武雄两人态度的差异，恰与明治初、中期日本教育界对待儒学的不同做法相似。江户时代，书塾与寺子屋教育大都以四书五经为主。明治初期，推行与江户时代大相迥异的教育办法，在彻底洋化的偏激主张下，提倡用西学取代中国儒学的欧化政策。甚至在1872年的太政官《文告》中，宣告儒学不能救国，清算儒学。至1879年前后，围绕德育问题的讨论，儒学开始重新抬头。明治中期，随着东洋道德和西洋艺术口号的提出，《教育敕语》宣告恢复对儒家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的注重，并推动各学校设立以传统儒学为主的修身科。在天皇主导下，日本道德之学又变成了以孔学为主。②

　　整体而言，庚子之后的日本教育模式，以1886年颁布的《学校令》及之后的各项修正令为基础，确立了西式分科设学框架的日本近代学校制度。中小学的读书识字、修身等科目虽然还会出现四书五经的内容，但所学已以普及西学为主。就高等教育阶段而言，传统中国的学说除了被放进专门研究中国古典的汉学科目外，还被放入分科框架内的文学(主要仍是汉学)、历史(东亚历史)展开。③为了应对西式分科，井上哲次郎等人还把经学纳入了重新建构的东洋哲学文化体系。④是以，日本设学，经学相关主要被放入哲学和汉学分科开展。

　　清末东渡考察日本学制者极多，对日本设学如何处理中学的做法多有留意。在考察日本大学时，姚锡光注意到日本大学校分文、法、理、工、农、医六科，文科之中，汉文属焉。[5]关赓麟具体考察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科设置，该校文科分为哲学、国文学、汉学、史学、国史学、言语学、英文学、独逸文学、佛兰西文学九科。哲学与国文学都设有汉文学科目，而汉学分经学、史学、文学等专修科，科目互有不同。[6]日本师范学校与大学类似，以汉文科讲授经学。朱绶考察日本男子高等师范，文科分为伦理、教育、国语、汉文、英语、历史、地理、哲学、理财、体操等九科。[7]王景禧考察小石川区大塚窪町高等师范学校，学科分为预科、本科、专修科，本科与专修科都列有国语汉文类，“听汉文讲师宇野哲人讲授《左氏传》及《老子》，学生皆极意体会。”认为日本高等学堂，仍注重汉文。[8]

　　部分在日华人学校，则设置了专门读经的学科。如横滨的商立中国大同小学校，由中华会馆专为教育在横滨经商的中国子弟及游学人员而设，分高等、寻常两科，课程与日本小学校略异。在高等学堂课程中，分修身、读本、史学、地理、英文、日文、理科、文学、算学、写字、绘图、体操、唱歌等项，其读本课程主要就是读四书。[9]

　　一些教育考察人员刻意寻找日本国内保存旧学的痕迹，以作为维护经学的依据。缪荃孙认为日本维新变法后，国中古礼相沿不废，“且于学校特设一科，所谓国粹保存主义也。”[10]批判中国新学家动诋古礼的行为。林炳章则发现，日本文部省于明治五年至十二年审定教科书，“修身杂引我六经诸子语”。日本汉学名家，亦时有人。而保存国粹、注重德育之议论，数见不鲜，“知孔教之精，亘古不可磨灭。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非浅流所能增损。”[11]

　　由于明治初年视儒学为无用，到《教育敕语》颁布后重新提倡以儒学培养旧道德，日本国内对于如何处理儒学的态度经历了极大的变迁。是以，当时日本的教育界人士，对于中国学制应如何处理经学的意见并不统一，“此邦有识者或劝暂依西人公学，数年之后再复古学；或谓若废本国之学，必至国种两绝；或谓宜以渐改，不可骤革，急则必败。”[12]

　　罗振玉东游日本，获日本贵族院议员伊泽修二告知，新式教育不可抛弃经学：“今日不可遽忘忽道德教育，将来中学校以上，必讲《孝经》、《论语》、《孟子》，然后及群经。”[13]胡景桂考察早稻田大学，获校长大隈重信提示，中国开办教育，要把经书融入伦理教育，“宜先颁明诏，将五经、四书有关伦理者，另编读本。史鉴中易感动人心者，撮其要领，编为修身书。此非废弃经史、割裂经史也。将来专攻文科者仍责令全阅，不过藉此简易之编，以一天下之志趣，以正天下之人心。”[14]二者意见，反映了明治中期后以儒学培养道德的日本官方态度，强调经学的道德教化作用，但在是否开设经学专门的问题上，已有了细致的分歧。

　　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接触众多日本教育家，得来有关中国传统教育的论调以变革为主。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科教授井上哲次郎告诉吴汝纶，“教育不应时事，则无其效。孔子之教大好，然今日则见其未备”。虽然旧学不合时用，但日本的教育家大多并不赞成完全抛开经学，提出以中西兼顾为宜。尤其是从道德培养的角度出发，更要注重经学。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稹太郎认为，“今时当路皆知西学之为急，而汉学则殆不省”，因学徒脑力有限，“姑择其急耳，然其弊则至忘己”。所以建议吴汝纶要将学堂各阶段中、西学课程合理分配，“今贵国设西学，欲汉洋两学兼修，患课程之繁，小中学、高等学校(大学预备校)课程半汉文、半西学，而晋入大学则专修其专门学，则庶乎免偏弃之忧。”[15]曾担任文部省官员并参与制定《教育令》的田中不二麻吕则强调课本无论大小学堂，宜行酌量。如道德不取耶稣，而取孔孟之教。[16]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法学博士高桥作卫并未与吴汝纶见面，却专门作《与北京大学堂总教习吴君论清国教育书》，建议中国振兴学制，“宜以孔道为学生修德之基”。[17]

　　晚清时期的日本教育界，在中国旧学是否以及如何纳入新式学堂等问题上给予意见，其原因除了当时日本国内提出帮助同文同种的中国进行改革，分享自身学习西学的教育经验，如同大隈重信1903年在早稻田大学校友会上提到中国教育问题，“对于中国，除外交和政治以外，还可以通过同文同种的关系，对其进行扶助诱导和开发”，[18]以使中国接受东洋化后的西学，进而奠定日本在东亚思想界的话语权外，还有现实因素的考虑。1900年前后，日本国内的高等教育开始扩张，在东京、京都两所帝国大学的基础上，增设九州大学及东北大学，导致汉学科急需教师。甚至于日本文部省派遣的留学生，就是为了培养在新设大学中担任讲座的汉学相关教师，有研究指出，“正是在帝国大学设置分科大学并引入讲座制，及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大背景下，文部省为培养胜任与中国相关讲座的教授，开始对华派遣留学生。”⑤从1899年到1911年前后，除了上文提到的服部宇之吉、宇野哲人外，狩野直喜、伊东忠太、冈本正文、桑原骘藏、岩谷温等几人亦先后赴华留学。这些都导致了日本国内对于中国传统学问不能不有所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