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粮”一词在宋代以前就已出现，但仅有“白熟粳、糯米”这层基本含义，至元代，经理税粮与南粮海运的相关史料中，都曾提及白粮作为土贡直接向中央输送。明代白粮征收肇始于洪武年间。朱元璋定鼎南京后，于江南富庶之地——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的秋粮内派遣白粮，经内府供应宫廷、宗人府消费并作为京师官员的俸禄开支。朱棣迁都北京后，白粮向北京运解，但南京白粮也未取缔，白粮运解始分南北，并逐渐形成惯例。由于白粮主要供给皇家享用，因此从选材到加工都有极高标准：选取当时江南稻米的最上品，对稻谷进行晒干、脱壳、去胚等一系列工序才能将粗米加工成可称为“白粮”的精米，所以“白粮”在明代常被称作“天庾玉粒”或“上方玉粒”。明代前期，朝廷每年征收白粮数额在十六万石左右，嘉靖以后基本维持在二十余万石。白粮运解过程艰辛漫长，途中解户还会遭到沿途官吏、税闸、兵匪等势力的骚扰盘剥，加之运输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耗，造成运解成本不断增加，成为江南地区沉重的经济压力。

　　中途盘剥加重运解成本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白粮开始面临长距离运输带来的风险。白粮运解使用漕运，经京杭运河运至北京。运解由江南五府民众承担，也被称为白粮解户。在数千里的航线上荷担往返，仅旅途艰辛就可以想见。解户在沿途的各种正常使费花销外，还要忍受各种“苛捐杂税”以及来自于各方势力的层层盘剥。白粮运解过程中遭受的盘剥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其一，官吏克扣与闸税征收。白粮解户虽然会从地方政府领取北运补贴，但在官强民弱的社会环境中，这笔经费从开始就已经注定不能完全交到他们手中，负责白粮运输的官吏会想方设法进行克扣截留，甚至还不时对白粮解户加以勒索。明代运河号称有三洪、五十四闸，白粮运船每经过一道洪闸都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白粮为特供内廷，但运船经过各处关津时仍要收税。不良官吏多借查处夹带之名向白粮解户勒索，漕运与河道衙门等也时常参与其中。

　　其二，船户、水脚等民间势力的讹诈。白粮运解虽由解民承担，然而由于条件限制，在运输过程中需雇用劳动力（水脚）和运输工具（船只）。由于船户与埠头多是地方上比较有实力的“奸民”，所以从雇船开始，船户、水脚等人对解户的敲诈便接踵而至。后来由于民间雇船愈发艰难，趁粮长解户临时雇佣商船之机，这些船户、水脚肆意蒙蔽、坐地起价，船在半途，即称盘费罄尽或称篷索未全而多方设贷，迫使解户不得不答应其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在白粮征运活动中还形成了一种专以承揽运解任务为生业的揽户。被佥派白粮运解的百姓，有时因家贫而无力自行，这些熟悉白粮运解运作的揽户前来为之主办，从中获利。然而运解途中的风险却仍由解户承担。但有损失，解户须倾家赔付；幸而白粮完解，包揽之徒仍执批索需，解户甚至卖子女犹不能抵偿。

　　其三，运军欺凌。白粮解户在途中所遇最频繁的骚扰，并非洪波惊涛之险，而是沿途运军无处不在的欺凌。运军人数庞大且结帮而行，常常以众欺寡、以强欺弱。运军勒索白粮解户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漕运压帮，不令白粮船通过，他们向各县索取买帮银，动辄数百两之多；而解户万一买帮不得，势必愆期，甚至拖延至运河封冻。二是漕军对白粮解户“碰瓷”式讹诈，粮船一近其船即称磕碰，随即向解户索要巨额赔偿，而解户势小，不敢申诉。

　　其四，交纳之刁难。解户到达北京之后未得喘息便即刻交纳白粮，他们按照朝廷给各府县的指示把白粮送抵指定部门，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内府衙门。由于明代白粮验收颇为严苛，弊病甚多，且解户多是未见过世面的民众，这无疑给了贪官污吏中饱私囊、上下其手的绝好机会。尤其是负责监收的宦官集团，他们利用陋规处处留难身在异乡、无所依靠的江南解户，并借此对他们大肆搜刮。

　　正因种种盘剥，至明末时，白粮虽有二十万石之供，但每次运解实费二百余万石，加耗竟然高达十余倍。当时因此役而破家亡身者比比皆是，正如《明史·食货志》所载：“嘉靖初，（白粮）民运尚有保全之家，十年后无不破矣。”

　　制度改革反致负面效果

　　白粮最初是由粮长在地方上领取勘合凭证之后，通过官船督率本乡运夫运解上京，即白粮解运是在富户主导下的完全民运。因粮长势力强大，时常将损耗的赔偿负担转嫁到运夫身上，因此成化二十二年（1486），松江知府樊莹建议革除运夫，令粮长自运，朝廷宽其纲用，给予资助。与此同时，明廷不断加强对白粮运解的监管力度。除按照运输节点规定运转时限，还对粮长的贴费出台措施，使贴费不再一次性付清，进一步加剧了粮长负担。

　　白粮运解最为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设立专职的白粮部运官。随着明廷对白粮的愈加重视，部运官一旦不能带领解户按时完兑，便遭朝廷斥责，甚至因白粮缺额而被罚赔偿，招致破家之虞。虽然朝廷会对在白粮运解中表现不俗的部运官给予嘉奖，同时也对他们进行一定的补贴，不过由于白粮运解漫长艰险，途中变故百出；加之这些府、州、县的佐贰官并无多少权力在手，因此在选派部运官时，地方官员均推三阻四、不愿就任，以致朝廷出台规定，使得部运官供职如同“轮值”。

　　白粮运解从最初的完全依靠民运，到明代中期时转变成了中央官员监控参究地方白粮部运官，地方负责官员再催逼粮长解户的官督民运。究其原因，这与明廷对赋役掌控愈发严格有很大关系，白粮赋役又因关乎上供所以被格外重视。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官督民运实际上等于在运解过程中徒增冗繁，反而掣肘了白粮运解并增添白粮浮费和盘剥环节。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化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