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抗日战争与大后方建设学术讨论会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本次研讨会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与中国现代史学会联合主办。与会者共计60多人，来自全国各地30多个高校与科研单位，共提交论文58篇。会议进行了两场主题发言和12场分组讨论，内容主要涉及根据地与大后方制度与政权建设、生产与生活建设，西北开发与民族等问题亦有涉及。

　　研讨会的特点

　　本次研讨会呈现的特点十分鲜明，首先是论文内容丰富多彩，提交的论文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司法、边疆、社会、土地改革、灾荒、工业技术、文学艺术等，充分体现了抗战史从唯政治史、军事史、社会史为中心向更广泛的视野扩展，并且从地域上看，关于西南西北论文数量相当，弥补了西北地区相关研究的不足；二是论文质量上佳，不少选题具有创新，黄河决口应对、晋察冀外围军、基层干部待遇等诸多问题研究都得到了与会者的肯定与称赞；三是就与会者年龄结构而言，50岁以下的年轻学者占绝对优势，在读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占总人数近1/3，新一代青年学者崛起，与会前辈之间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尤为明显。

　　议题一：抗战研究中最亟待解决的两个问题

　　荣维木就中国抗战史研究现状作了报告，对抗战史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前瞻，并提出中国作为二战期间国际敌后战场的重要论点。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关于抗战史研究的主要变化是实事求是，开始逐渐肯定国民党正面战场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所作出的贡献；而90年代则是将慰安妇、劳工等相关问题纳入研究之中，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在两种范式相峙的背景之下也得到了学界极大的关注，整个抗战史研究的范围得到了扩大。最后荣维木提出了抗战研究中最亟待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碎片化倾向；二是我们不能将民族感情带到研究中去，由此引发了与会者的思考与讨论。

　　议题二：根据地与大后方的制度与政权建设

　　岳谦厚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之上，以实证的方法比较全面地考察了晋察冀边区基层干部待遇及所带来的问题，揭示了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多重面相，认为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基层干部不满自身经济地位、生活条件同廉政建设的难题、民众负担繁重之间的矛盾背后，是刚性的清廉要求与平等的制度规定和干部自身利益诉求之间的博弈，并影响着边区政府的政令通行。

　　张华腾则根据宋庆龄抗战期间所作文章与宣言，从文本的角度解读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所作贡献。认为宋庆龄是以第三方的角度对统一战线进行解读，重视民族团结，国家利益至上，体现了政治家的胸怀，并且在民族统一战线发生轨迹偏离时（皖南事变），能再次对其作出科学的解读，提出统一战线不包含不反日的，所有革命党派必须一致面对敌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忠实的呼吁者、建立者和维护者。

　　周勇、周昌文以海外史料为基础，以赫尔利在中国的使命为着眼点，通过对重庆谈判的考察，深入研究了在二战后期同盟国着手战后安排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对中国事务，尤其是对国共关系所发挥的所用与影响。

　　王明前论述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认为其在贯彻“三三制”原则的基础上又有其自身的历史特点和地域特色，因地制宜地转换政权建设方式的同时尽力将农村政权改造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

　　周祖文考察了晋察冀边区统累税与减租背景下，地主与国家、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认为在此过程中地主虽处于被动一方，但因其掌握乡村的经济权力，对于国家与农民的夹击并不是毫无回手之力。

　　洪富忠论述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大后方形象塑造过程中的国共博弈，以此窥见中共战时塑造并提升自身政治形象的努力及成效。

　　李欣荣以抗战时期的史家张荫麟的论政与参政为例，通过大量的史料说明定义了张荫麟为温和的左翼，提出了左翼与右翼划分的相对性。制度与政权建设中，法制问题在本次会议中亦有涉及，高中华以陕甘宁边区为例，探究了中共中央对劳动立法工作的认知变化，以及领导开展劳动立法活动的演变历程。

　　龚喜林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兵役法制建设进行梳理，从法律制度层面来认识战时国民政府的兵役作为及兵役推行弊端丛生的制度因素，他认为国民政府的兵役法制不仅保障了兵役制的推行，而且促进了中国兵制的近代化。米卫娜则论述了习仲勋的法制思想。

　　议题三：大后方的生产与生活建设

　　刘志英通过对战时国家银行在西南西北大后方的发展情况、本身的网络构建以及在大后方金融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的探讨，认为中中交农四行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金融网中居于核心地位，使国民党对大后方金融的控制得以顺利实现。金融网的铺陈有利于后方经济的发展，是实现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

　　张朝晖论述了整个大后方合作金库网络的建构、特点、作用以及命运走向。石涛则以档案资料和近代报刊资料为基础，对抗战时期国家金融机构在陕西的农贷业务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对农贷的绩效与不足进行了探讨，认为农贷虽然对当地经济情况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是限于自身与客观环境的制约，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陕西农村的贫苦状况。

　　许峰以战时国民党政府在西南大力推进农村合作事业，以小农经济纳入战时统制经济为背景，对战时贵州农村合作金融与农业开发进行了深入探讨。

　　议题四：工业建设与科研单位内迁

　　梁严冰着眼于国家战略视野，对抗战前后国民政府筹划实施西北建设战略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与探讨。

　　严鹏则是以中央大机器厂为中心，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大型装备制造进行论述。此外还有抗战时期兵工企业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和战时甘肃煤矿建设研究。关于科研单位的内迁问题，潘洵、高佳从内迁的决策、内迁的过程、扎根大后方、战时的科研特点对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认为化学所的内迁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保存了科研力量与设备，为支援抗战和促进中国现代化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赵淑婷则对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内迁过程做了详细的论述。

　　议题五：民生问题

　　关于1942—1943年发生在河南的大饥荒，江沛综合已有史料，重新梳理史料，对这一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救灾过程中国民党的作为与不作为及其原因、灾中死亡人数都有了更清晰的评估，最值得注意的是江沛的研究推翻了白修德关于此次灾害死亡人数的估算，认为灾中实际死亡人数最接近于30万，对历史的真相追本溯源，以此来扭转文学与史学错搭中真假混合的历史知识。

　　黄雪垠论述了抗战相持阶段，国统区粮食危机的爆发与加剧，除传统因素外，弱势的行政系统及其低下的行政执行力导致中央法令无法有效执行，才是危机酿成及扩大的深层原因。

　　范立君以重庆为中心对抗战时期国统区城市失业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外尚有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合作医疗、大后方卫生建设、军公粮征购和战时农产品损失等问题的研究。大后方社会文化建设亦是本次研讨会题中之义，李仲明对抗战背景下具有浓烈抗日救亡色彩的大后方文学创作进行了述评；朱煜以陪都重庆和四川为中心，考察了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众教育馆；尚季芳则以一种比较独特的视角，从民歌来窥见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妇女的婚姻生活，挖掘民歌背后的历史价值，透析彼时的时代表征；杨博论述了抗战期间华清池警区文化内涵的变化与“中华民族复兴”精神塑造的问题。

　　议题六：西北开发与边疆问题

　　关于西北开发与边疆问题，杨红伟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探究1930年代新疆的开发与族群问题。

　　汪洪亮以《边政公论》为中心，论述了1940年代时人对边疆经济问题的认识，认为时人对边疆历史地理和经济发展的关注，并非将其作为单纯的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而是提高到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国力强大的必要条件的高度。谢亮在观念史视域下，不纠结与西北大后方建设和具体经济社会成就的描述，深入分析了西北大后方建设中呈现的诸多思想观念、实践措施，认为在边疆实现和各族为一体以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是国民政府推动边疆开发的深层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