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概念产生自何时？其历史演变经历了哪些过程？在现代学术背景下如何更好地理解“九州”及其相关古史问题？在10月28日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华学院主办的“九州问题”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们就此展开探讨。

　　《禹贡》成书时间仍应以战国时期为准

　　大禹治水及相关九州的划分，在我国历史上有深远的影响，与此传说相关的《禹贡》文献，作为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长期受到后世学者的极大关注。

　　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认为，传统上对于《禹贡》的认知一直以为是夏朝流传下来的著作。晚近以来，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对此提出质疑。尽管目前对《禹贡》成书年代有西周至战国等不同看法，以顾颉刚和史念海为代表的历史地理学者，主张其撰著于战国时期。最近几十年，随着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和研究的进展，以及一些相关西周铜器和战国文献的发现，有些学者对于《禹贡》的成书时间又提出了一些不同于顾颉刚和史念海先生的看法。但辛德勇教授认为两位先生论述《禹贡》成书年代的一些关键证据，至今仍无法否定。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淑一教授认为，根据《诗经》中的《殷武》、《长发》、《玄鸟》诸篇与《遂公盨》、《叔夷钟》铭文的互证来看，“禹划九州”的传说起源相当早，从西周时期就已经流传开来。而早在商代，就有以某一地方为中心或者坐标，将人们所能认识的区域延伸出去的观念，这种观念说明西周时代的人们对“禹划九州”的想象，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禹划九州”传说在西周到战国的流变过程中，“州”的概念和空间范围被巨量扩展，禹平水土的足迹也被一层层铺陈演绎。

　　回归文本背景解读“九州”

　　关于九州观念的意涵及变迁，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立柱教授则认为，九古读鬼，天神、最大的鬼神之意。九州即神州，为古代的中原、中州之意。在经历商周之际的历史巨变后，当时人们开始注意从现实经验寻找事物变化的原因，认识到天命不可尽信，而人之行为才是理解一切的直接因素，并且开始比较过去与现实，产生了“历史理性意识”，逐渐取代了过去的“巫史思想”。这也为人们重新解释“九州”之意奠定基础。进入到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各自为主、大国争霸的局面破坏了中央——四方的天下观，新的历史空间与天下局势需要新的天下观为之说明，而充分的理性化思考得到加强，历史成为诸子哲学的注脚，以今论古的时代氛围将古传之九州坐实为九数之州，适应了霸国林立的战国局面。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沈长云教授则进一步指出，《禹贡》背后的历史意蕴，更多是在影射魏惠王的功业和时人心态。他说，目前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尚书?禹贡》作成于战国中后期，可能成于魏国人之手。《禹贡》内容虽然在讲“分州”，但重点却落实在要建立起各州对中央朝廷的贡赋制度。与其说是在追溯历史，不如说是在描绘作者所处社会的现实背景，或者说作者在构想一幅国家大一统的蓝图。而战国时期最早有这种雄心大志的就是魏惠王。魏惠王是中原华夏各君主中最早称王的一位，其以晋国的继承者自居，《禹贡》将原来晋国所在冀州为九州的首州，并安排各州的贡品都贡献到冀州，地位相当于王畿。魏惠王以拥有九州的夏禹自比，迁都大梁，因为大梁曾相传是禹建都过的阳城。

　　寻求跨学科间更好的整合研究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推进，学者开始结合考古学研究成果思考《禹贡》及其相关问题，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古文化区系逐渐成熟，为《禹贡》及九州研究提供了新视野。

　　湖北省社科院楚文化研究所尹弘兵研究员认为，结合考古学研究成果，从考古学角度探究《禹贡》及九州研究已成为当前研究的新趋势。对于早期文明而言，历史文献学与考古学的整合研究，乃至二者与其他学科在更大范围内的整合研究是必由之路，但关键问题是如何整合。综合考古学视角来讨论上古历史及文献问题目前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他还认为，新石器时代形成的考古学文化区系奠定了中国文化地理的基本格局，而九州这一概念的形成，则必然有这一文化地理的背景，但若将九州区划与新石器文化区系作直接对应，则不免过于简单粗暴。“九州”观念及其体系，是早期华夏文明视野内的世界范围及其划分方案，如果从早期文明视野内的世界体系及其形成过程来考察《禹贡》“九州”，或许能有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