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埃德加·鲍威尔抽象思辨地理解蒲鲁东的平等思想，从神学批判角度加以驳斥，马克思则从政治经济学角度予以评判，肯定蒲鲁东批判私有财产的合理性，同时指出他受到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的局限。蒲鲁东从贫困的事实出发，而埃德加却将富有和贫困合二为一，把拥有和不拥有歪曲为概念。蒲鲁东主张建立人与人平等的实践关系，埃德加“超实践”的形而上学背离人人平等的实践要求，鄙视人民群众。马克思认为平等是人的“类意识和类行为”，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相互对等关系，无产阶级自身生存条件的改变是实现平等的根本途径。

　　关 键 词：私有财产；平等；实践；形而上学

　　作者简介：李淑梅，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哲学研究。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批驳了埃德加·鲍威尔对蒲鲁东平等思想的思辨性评论，具体分析批判了蒲鲁东的平等思想。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是在法国现实实践背景下探讨平等问题的，他揭露了私有财产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提出了否定私有财产的实践要求。然而，他的平等思想受到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和基础的局限。埃德加·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主义者认为哲学是“超实践”的，他们把自己高居于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之上，从而背离了人人平等的实践要求。马克思通过对蒲鲁东和埃德加·鲍威尔思想的比较，深刻地批判了埃德加·鲍威尔等的“超实践”的形而上学，为创立以感性实践为基础的新的政治哲学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一、评论蒲鲁东否定私有财产的观点与国民经济学的关系

　　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在1840年出版的《什么是财产？》一书中，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私有财产，对少数人占有大量财产的社会不平等状况发起攻击，提出了实现社会平等的思想。埃德加·鲍威尔在1844年4月《文学总汇报》第5期发表的《蒲鲁东》一文中，抽象思辨地解释蒲鲁东的平等思想，把它说成类似于宗教信仰的东西，进行神学的批判。与之相反，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评判，认为蒲鲁东批判私有财产、批判国民经济学为私有财产辩护具有合理性，但他并未摆脱国民经济学的束缚。

　　蒲鲁东是从经济学和法学角度理解私有财产的，他往往把作为经济关系的私有制同法律上的私有财产权、私人所有权混为一谈。在他看来，在资产阶级宪法规定的诸种权利中，所有权是令人质疑的，与自由、平等、安全等权利不同，所有权不是真正的权利，而是一切流弊之源。即使人们普遍承认它，它也不具有正义性①。只有消灭私有财产，消灭私人占有权，才能实现公平正义。因此，他“把私有财产的实质问题看做对国民经济学和法学生死攸关的问题”②。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蒲鲁东将经济关系和这种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混为一谈的缺陷，但已对蒲鲁东著作的内容作了区分，认为蒲鲁东著作的主旨是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因此，没有必要讨论该书的法律部分，而应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进行考察。

　　国民经济学是为私有财产辩护的理论，而蒲鲁东则无情地批判私有财产。蒲鲁东从许多方面论证了私有财产作为一种制度和原则是不可能的，从而对近代以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予以挑战。他认为私有财产决非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它是需要得到人们承认的权利。人们是根据谁先占、谁劳动、谁出资等来承认私有财产权的，他逐一批驳了这些人为编造的理由，认为私有财产实质上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权利，谁拥有私有财产，就会用它来剥削他人，使之成为一无所有的人。马克思评价道：蒲鲁东“对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财产作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这是科学上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在国民经济学中引起革命，并且第一次使国民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③。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蒲鲁东对私有财产批判的不彻底性，认为他并未弄清私有财产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并未像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那样，把工资、商业、价值、价格、货币等作为私有财产的不同形式予以分析批判。

　　由于马克思这时尚未摆脱对费尔巴哈的抽象类本质观点的崇拜，因此，他是立足于人性来揭露国民经济学的矛盾的。他认为，国民经济学只是偶尔维护一下经济关系合乎人性的假象，而在一般情况下，它只是描述现存的经济关系。它的人性假象不但掩盖不了私有财产非人性的本质，反而使国民经济学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这在它对工资、价值等的说明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以工资为例，“在国民经济学中，工资最初表现为产品中劳动应得的那个合乎比例的份额。工资和资本的利润彼此处在最友好的、互惠的、仿佛最合乎人性的关系中。后来却发现，这二者是处在最敌对的、相反的关系中的……工资的数额起初是通过自由的工人和自由的资本家之间的自由协商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工人是被迫让资本家去确定工资，而资本家则是被迫把工资压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强制代替了立约双方的自由”④。这样，马克思就揭露了国民经济学宣扬的资本主义制度合乎人性、人们之间是自由协商的契约关系的虚伪性。不可否认，国民经济学家对私有财产的弊端也有所批判，但这只是局部的，而蒲鲁东则从整体上批判了私有财产，“揭露了政治经济学固有的一个基本矛盾，即对私有制或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上的辩护和这个制度的不合人性的后果之间的矛盾”⑤。蒲鲁东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态度坚决，情绪激愤，语言尖刻，风格独特，“从国民经济学观点出发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时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已经做了”⑥。但是，他是在国民经济学的范围内批判国民经济学的，他只批判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而不批判小私有财产，认为小私有权是一种以平等为前提的权利，通过否定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这种不平等而实现平等，就是要实现普遍的小私有制。

　　于是，蒲鲁东提出了“公平通过对自身的否定而实现的规律”⑦，这体现着人类通过否定环节而向前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但是，他又受到近代法国思想家们的影响，把平等、公平当作永恒的理性原则。对经济学一窍不通的埃德加·鲍威尔抓住蒲鲁东把平等永恒化的缺陷借机加以攻击，指责蒲鲁东把公平变成了信仰，变成了绝对的、永恒的、“为人类指引方向的神”⑧。他采取惯用的宗教批判的手法，把蒲鲁东追求的公平当作神学的对象予以批判。马克思认为，这是将德国人的抽象思维强加给蒲鲁东。埃德加以及其他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奉行这样的信条：两个对立面中总有一个方面是绝对的，它必定会战胜与之对立的另一个方面。他们相信，作为批判的批判者，他们占据着绝对的地位，代表着唯一的真理，他们定会战胜与之对立的另一方面——群众。这样，他们就把自己当作高居于群众之上的绝对者了，这无非是在套用高居于众人之上的绝对者——上帝的观念。马克思讽刺道，蒲鲁东强调群众的公平，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批判的批判已经为自己保留了绝对的、高高在上的地位。这表明，批判的批判者是以极不公平的方式对待群众、对待他们和群众的关系的。

　　由上可见，马克思和埃德加对蒲鲁东平等思想的评判视角大相径庭。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展开分析，充分肯定了蒲鲁东批判私有财产、坚持社会平等的思想。由于马克思这时正处于思想转变过程中，因此，他对蒲鲁东思想的评价有偏高之处，但他已经认识到蒲鲁东对私有财产批判的不彻底性。埃德加用批判宗教的方式批判蒲鲁东的平等思想，但他的批判并未走出神学的圣坛。不过，也应看到，他对蒲鲁东将平等、公平作为永恒的理性原则的揭露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