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根本目标是关注现实问题，然而如何关注现实与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地在我们的时代“出场”，这是当代学界研究中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和焦点。“对话”无疑是一种很好的研究范式，使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对话、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与中国现实对话。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话范式作为国内学界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无疑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关 键 词：对话；范式；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简介：姚新立，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车玉玲，苏州大学教授，徐州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11-0022-06

　　长久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兴奋点往往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内容的分析、文本的解读等等，而鲜有研究方法的反思，即对于以什么样的范式来研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纵观近年来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途径、以多种形式解读马克思的思想，其中，在解读中“对话”无疑是一种非常主要的出场形式，这种对话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回到”马克思，更重要的是让马克思在我们的时代真正“在场”。本文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话范式给予科学分析和理论梳理，通过厘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对话”逻辑，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文明谱系中的作用，这种研究范式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无疑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一、从“当年”到“当代”：对话范式的成因与特征

　　无论有多少种对于马克思的解读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无论在众多的学说中存在多么尖锐的冲突，但是在有一点上存在着共识，即马克思只有从“当年”走向“当代”，他的学说才会具有不竭的生命力。因此，与马克思对话，让马克思的思想与当代对话，似乎是每个时代的学者所面临的使命。尤其在当代，人类实践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以现代性、资本全球化、物化异化、社会制度的完善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问题表现出来，并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与命运。这里，对话不仅是回应当今时代发展诉求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化”过程的重要环节和逻辑必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于深刻变革之中，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是在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时代落差中进行的。由于中国社会呈现出迥异于西方社会的独特性，因而在现实的发展中必将遭遇更复杂的困境和难题。中国特色的社会现实呼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同当代中国具体国情和社会现实紧密“对话”，这样才会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学术图景，从而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平等而多元的对话才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展开，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当代现实之间的对话和交锋。首先，对话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西方哲学之间展开。事实上，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为我们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者都“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论“补充”和“改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理论生长点。在许多涉及社会发展的时代重大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答案。面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诸多困境，如资本逻辑统治下人类生活的物化异化、环境污染与破坏、精神与信仰危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整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合理思想资源，提出了涉及消费主义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心理机制批判、科学技术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异化劳动批判以及日常生活批判等诸多领域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应该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和方法给予了我们很多启示。在当前国内理论研究中，我们需要科学分析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共同点和特质，在批判吸收西方哲学合理思想资源和方法的同时，将其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中，总结经验、创新思维，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视域与新方向。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开展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时，必须确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领与核心地位。忽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会偏离方向走入歧路。

　　与此并行，还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之间展开对话。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郭沫若等人就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共性给予了相应研究。不可否认，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形态与研究方法上存在着诸多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完全对立、不相融通的。纵观中国哲学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哲学就开始逐渐寻求自身形态的转变，即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而中国哲学自身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相融会贯通的过程。可以说，当今中国哲学学术样态就是借鉴、参照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建构的，它本身就是中西融合的产物。除此之外，在哲学旨趣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也颇为相似，即二者都关注现实的人的生活状态和实践活动，而无意于构造抽象思辨的理性哲学体系。可见，开展中国哲学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基础的。

　　当然，对话范式的实现不仅仅在马哲、西哲与中哲之间展开和融会贯通，同时还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之间展开对话，形成相应的经济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等领域哲学或部门哲学。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济学相联姻，就会促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产生。在中国，伴随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经济哲学的确立与发展提供了现实土壤。而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包含的深刻的经济学思想也为同经济学的对话提供了理论资源。

　　从具体层面来看，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对话范式具备这样几个特征：第一，对话视野广泛。这体现在对现当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的相关问题、方法、人物以及著作分别进行专题和比较研究。在中国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积极开展了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对话。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各思潮、流派进行思想历史线索的梳理，把握其内在发展逻辑，这包括关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卢卡奇的总体性哲学、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研究，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下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此外，对新出现的众多马克思主义流派我们也给予了相应的关注，如20世纪70年代流行于英美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詹姆逊和鲍德里亚为代表的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等等。

　　第二，对话程度日益加深。近年来，对话已经不仅仅停留于对国外学术热点、理论前沿和著述进行翻译与介绍，而且也开始对多元思想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与评价，在已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原创性哲学的建构。在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话更加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与问题意识，即把理论研究同思想对话相结合，并“置身”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之中，以指导中国社会发展为目标。

　　第三，对话在不同研究范式之间展开。随着理论研究的推进与现实的迫切需要，对话范式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展开，同时还在各种研究范式之间展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除了对话范式以外还存在着教科书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文本文献学范式以及出场学范式等等。目前，国内学界通过各种形式，展开了在各种研究范式之间的高效对话，这对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水平，焕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亦具有重要作用。

　　可以说，对话范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确立与开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上主体意识的一次巨大觉醒。纵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我们在相当长时期内没有形成独立的研究范式。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内容的研究，还是对学科教学与教材编写，我们长久以来都照搬苏联教科书体系，从而丧失了理论研究的独立性与创新性。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变化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也要自觉变革与创新。当然，这种变革与创新唯有在高效开放的对话过程、在对多元思想资源的反思批判中才会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