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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颜利:西方左右翼学者话语权为何严重失衡
2018年02月22日 09:09 来源:唯实 作者:冯颜利 字号

内容摘要:现在,很多西方国家民粹主义高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暴恐事件频发、右翼极端主义思潮泛起,西方精英多年来精心构筑的价值观和所谓“政治正确”遭到底层民众的质疑、嘲弄和挑战。对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后遗症的严重性,尽管世界各国有目共睹,但西方右翼学者仅仅将其原因归结为金融自由化、宏观政策失误或技术发展差异等非制度性因素,没有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视为经济危机的根源。西方国家尽管标榜民主自由,但实际上难以容忍对政府的批评和反对,这导致有的学者不敢就现实政治问题发表真实意见。有的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比较深刻,如法国学者德里达曾对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历史终结论”进行抨击,认为资本主义非但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恰恰相反,当代资本主义早已千疮百孔,必然为一种更高形态的社会所取代。

关键词:西方国家;右翼学者;左翼学者;金融危机;政治;理论体系;西方社会;批判;利益;贸易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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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很多西方国家民粹主义高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暴恐事件频发、右翼极端主义思潮泛起, 西方精英多年来精心构筑的价值观和所谓“政治正确”遭到底层民众的质疑、嘲弄和挑战。西方社会乱象丛生、暗流涌动, 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但西方社会对此却并不自知。这是为什么?从学术界来看, 西方左右翼学者的话语权严重失衡, 一些偏颇的思想舆论缺乏有效制衡, 是一个重要原因。

  右翼学者要么视而不见, 要么知而不语

  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西方之乱”的导火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许多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乏力, 社会不公现象加剧。为解决国内矛盾, 一些西方国家打着反恐的旗号, 试图通过对外干预转移国内民众视线, 造成了阿富汗和中东一些国家的混乱。反过来, 对西方国家干预的愤怒则转化为仇视性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一些恐怖主义组织频繁在西方国家制造暴恐事件, 加上战乱导致的难民潮使欧洲国家疲于应付, 加剧了西方国家之间及其国内不同社会阶层的分裂。

  对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后遗症的严重性, 尽管世界各国有目共睹, 但西方右翼学者仅仅将其原因归结为金融自由化、宏观政策失误或技术发展差异等非制度性因素, 没有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视为经济危机的根源。他们认为, 当前的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的一个正在演进的阶段”, 走出危机是早晚的问题。

  众多西方右翼学者对“西方之乱”视而不见, 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 自我优越感作祟。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地区冲突的发生, 并没有改变西方国家主导世界秩序的基本格局, 也没有根本改变其在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因此, 任何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弊端、西方社会乱象的声音, 都是西方右翼学者所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 激进运动的力量过于弱小。近些年, 除“占领华尔街”等零星运动之外, 西方国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有组织的激进运动。此外, 西方国家面对着恐怖主义等外部压力, 这减缓和转移了其国内斗争的压力。这些情况给西方右翼学者造成了可以高枕无忧的错觉。

  少数西方右翼学者虽然意识到了“西方之乱”, 但他们看破却不说破, 宁愿选择知而不语或者含糊其辞。究其原因, 主要有:一是政治投机。有的右翼学者没有固定不变的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 他们依附于政党、政府和政客, 专门为现行政策作辩护。二是利益代言。有的右翼学者依附于跨国企业、大型财团, 甚至本人就是企业家或大企业的股东, 为现行政策鼓噪有助于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三是避免政治迫害。西方国家尽管标榜民主自由, 但实际上难以容忍对政府的批评和反对, 这导致有的学者不敢就现实政治问题发表真实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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