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赫勒的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理论，它一方面包含了后现代的理念，另一方面却又执著于乌托邦的建构，具体表现为对社会主义的新反思，希望在后现代的框架下建构起新的社会主义理念，我们将之称为“后现代的乌托邦”。后现代的乌托邦的理论基础是基本范式的转换，即由历史哲学转向历史理论，遵从市民社会的多元逻辑，并对其作出选择。

　　关 键 词：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乌托邦；历史哲学；历史理论

　　作者简介：赵司空（1978—），女，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5－0030－05　收稿日期：2010－01－22

　　由于“马克思主义”概念本身的多元性，加之“后”字的含糊性，“后马克思主义”的含义非常宽泛，甚至含混不清。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甚至都可以算做后马克思主义；从狭义上说，以解构主义作为方法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和问题进行研究的才算后马克思主义，其典型代表就是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但是，在这二者之间却有着另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它一方面利用解构主义的方法，走向了后现代理论，另一方面却又对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理念情有独钟，表现为对社会主义的新反思，并以此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后现代的乌托邦，这就是阿格妮丝·赫勒所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

　　一、走向后马克思主义

　　赫勒最早是作为布达佩斯学派的核心成员而被理论界认识的。卢卡奇1971年逝世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那些在他周围工作和研究他的思想的人形成了一个学派，即布达佩斯学派。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赫勒、费伦茨·费赫尔（Ferenc Fehér）、马尔库什（Georg Márkus）和瓦伊达（Mihaly Vajda）等。其中，赫勒的思想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在布达佩斯学派其他成员相继逝世或淡出学术界的今天，她仍然活跃在世界学术舞台。随着社会、政治环境以及学术背景和学术旨趣的改变，赫勒的学术思想从早年到晚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走向了后马克思主义。

　　走向后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赫勒与其他布达佩斯学派成员一起致力于建构一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此复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赫勒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建构激进的需要理论和激进的民主制，其核心就是彰显人的个性，理论资源主要是青年马克思的著作和青年卢卡奇的著作。从方法论上讲，这一阶段的赫勒思想具有明显的卢卡奇哲学的痕迹。首先，她与卢卡奇一样坚持历史主义原则。卢卡奇认为，历史就是社会史，是人创造自身生命的过程；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历史就是扬弃物化，从意识上觉醒，并从而在现实中实现自身解放的过程。同样，赫勒也认为，历史主义原则是人创造自身生命的前提，只有在历史过程中，历史性创造才是可能的。其次，赫勒与卢卡奇一样坚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可以通过意识革命完成的。同样，赫勒也并未否定历史必然性的存在，尽管她坚持的是有限的历史必然性。最后，赫勒与卢卡奇一样坚持总体性方法。在卢卡奇看来，唤起无产阶级的总体性意识才是革命胜利的前提和保证；总体性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就是实践过程本身。此时的赫勒也坚持着总体性原则，并未放弃追求一种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理念和世界。但是，赫勒的思想却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用“转向后马克思主义”来概括。由此便涉及两个问题，即如何理解赫勒的后马克思主义，以及是什么因素促成赫勒走向了后马克思主义。

　　1.如何理解赫勒的后马克思主义

　　赫勒曾经承认她具有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的阶段，尽管她说“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无趣且没有意义的词汇，它只在自传的情境下才有意义”[1](P4)。研究者中明确地认为赫勒具有后马克思主义阶段的是西蒙·托米（Simon Tormey）和安德烈·阿拉托（Andrew Arato）。不过，他们却是在不同的意义上理解赫勒的后马克思主义的。

　　托米认为，赫勒的后马克思主义阶段表现为与马克思主义的断裂：不仅是对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的断裂，也是与马克思本人的断裂。或者说，赫勒的后马克思主义阶段就是在更大的程度上离开马克思，离开马克思主义，不再以复兴马克思主义为己任。“后”意味着抛弃和反叛。其突出的特点表现在：后马克思主义阶段的赫勒用绝对的偶然性取代宏大叙事；用绝对的历史过程取代历史必然性。后马克思主义阶段的“赫勒并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称号。……激进意味着‘忘却马克思’”[2](P157)。阿拉托则认为，后马克思主义阶段的赫勒仍然以复兴马克思主义为己任，或者说，后马克思主义阶段的赫勒思想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而不是与马克思的断裂。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存在着“后”马克思主义阶段呢？阿拉托将东欧马克思主义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修正主义阶段；第二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的复兴；第三阶段是新马克思主义阶段，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构；第四阶段是超越马克思主义阶段，或者说是后马克思主义批判视角的建立。其中，新马克思主义更大的影响表现在理论领域，即强调一种新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建构起一个封闭的，几乎不变的社会结构，很显然，它有能力拒斥或整合来自上面或下面的改革因素，或者设计出最终基于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前提的社会变化模式；历史唯物主义前提导致关于改良的、技术专家治国的国家社会主义阶段可能胜利的幻觉”[3](P319)。而后马克思主义则来自于对这种理论建构的幻想的破灭。“从哲学上而言，后马克思主义是基于对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首先提出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再思考。当然，正是在这一语境下，后马克思主义直接是对复兴马克思主义这一工作的继续。”[3](P319)阿拉托一方面肯定了后马克思主义的东欧马克思主义者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突破，肯定了他们对市民社会的重视和强调；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忽视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形式的市民社会的批判。或者说，当东欧的后马克思主义学者走向激进批判道路时，在某种程度上却对资本主义持非批判的态度。

　　其实，赫勒既不像托米所说的那样与马克思主义彻底断裂，也不像阿拉托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这一具体问题上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相反，赫勒始终保持着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力图建构起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这种社会主义理论重视市民社会的因素，并不局限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维度，而是一种新的乌托邦建构，这种乌托邦是在“后现代理论”的框架下建立起来的。这些看似矛盾的混合体恰好构成了赫勒独特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

　　2.转变的契机：反思苏联社会

　　1977年秋，赫勒夫妇离开了匈牙利去往澳大利亚，十年后又去了美国，这种“离开”本身就预示了一种新哲学、新思想的开端。而从其思想逻辑上看，赫勒在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阶段的批判理论本身就蕴涵了一种新哲学的萌芽，它源自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反思。

　　当时，西方左派有三种不同的分析苏联社会的理论模型，一种是过渡社会理论模型，另一种是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模型，还有一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模型。在赫勒以及其他布达佩斯学派的成员看来，苏联东欧社会既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其他的某种东西”[4](P221)，它最显著的特征可以归纳为“对需要的专政”（dictatorship over needs）。他们之所以认为苏联社会不是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价值范畴，它一方面要实现某些价值，这些价值包含自由、平等等理念，另一方面要消除现代性的弊端，这些弊端包括各种形式的社会压迫，也包括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压迫，还包括对公民自由权的剥夺，以及现代工业化所带来的痛苦、社会灾难、非理性、战争、军备竞赛等现代性的弊端。然而，苏联东欧国家既没有实现以上正面价值，也没有减少这些弊端，甚至是增加了现代性的弊端。所以，从正反两方面来看，苏联东欧社会均不能算作社会主义国家。

　　与之相伴的是，非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苏联出现了严重的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认为苏联式统治体系具有合法性的人相对较少，主要限制在统治精英集团内，而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则拥有可供选择的政治秩序图景，也就是西欧的或北美的民主－法治国家的模式。赫勒等人认为，苏联的合法性是一种“自合法性”（self-legitimation），它是由统治者自己制造的一个神话而已。当然，“统治”和“自合法性”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但是当政党无力（或无意愿）将这一切公开阐述和呈现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则必然到来。要克服合法性的危机，“必须重新引进一定数量的形式合理性、多元主义，最后，还必须容忍向不同统治体系的转变”[4](P155)。

　　由此可见，通过反思苏联社会，赫勒至少强调了两点：其一，社会主义是一个价值范畴，它至少包含自由和民主理念，以及多元主义价值观和政治生活自由度的提升；其二，从价值理论过渡到政治图景，赫勒认为社会主义还应包含可供选择的政治图景这一层含义，它容纳了合理性、多元主义等要素。这些新的要素为赫勒的新社会主义理念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