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西方左派学者相比，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解读最接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尽管两者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距离。福斯特坚持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来思考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明确地反对莱斯( William Leiss) 式的从控制自然的角度来展开的观点。“许多人将此归结为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缺陷，它发源于‘支配大自然’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大自然的存在就是要服务于人类并成为人类的奴仆。但为什么现代社会要拒绝承认人类也需依附于自然，则很大程度上还要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主义逻辑中寻找答案。这种制度把以资本的形式积累财富视为社会的最高目的。”从表面上看，他跟莱斯的观点似乎没有太大的不同，因为莱斯也谈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控制自然的观念之间的关联性，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莱斯主要还是从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的观念形式、需求方式的角度来解读生态危机的，而福斯特显然已经跃升到了资本积累的制度形式即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谈论这一点。应该说，这不仅仅是解读重点的不同，而是解读思路上的根本差别。福斯特是从客观性的生产方式的角度来切入的，而莱斯则是从个人的行为方式的角度来展开其解读思路的。

　　一

　　在福斯特看来，之所以必须从生产方式，而不能从个人的观念形式或行为方式的角度来思考生态危机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生产方式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体制，并且当下的生产方式还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这种体制的显著特征犹如一种巨型的松鼠笼子。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脚踏轮上的一部分，既不可能也不愿意从中脱离。投资人及经营者在财富积累需求的驱动下，为在全球竞争环境中兴旺发达而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讲，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义务则十分有限和间接: 他们仅仅需要有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而已。……由此看来，成为环境之主要敌人者不是个人满足他们自身内在欲望的行为，而是我们每个人都依附其上的这种像踏轮磨房一样的生产方式”。福斯特想说明的是，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即那些拥有一份工作且维持着一定的生活水准的人，其实都已经内化了当下生产方式的内涵。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从这种生产方式中脱离出去，因而，且不说他们基本上想不到要遵守生态道德，即使他们偶然想到了，也不可能真正愿意按照这种生态道德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为什么福斯特说当下社会的核心体制是生产方式的原因。在他看来，那些仅强调生态道德呼吁之重要性的人，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判断，即个人道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关键。而实际上，他们忘记了在个人层面的不道德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更高的不道德，即源自于生产方式的“结构性不道德”。正是这种结构性不道德，削弱了单纯个人行为的解放力量，并把生态道德观思考的重点引向了对不道德的生产方式的改造上来。客观地说，福斯特的这种解读思路就逻辑线索的复杂性来说，要比莱斯的观点来得深刻，因为它看到了个人观念形式和行为方式的社会实践基础问题。或者说，他对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的理解要比莱斯来得深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