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百年发展历程一波三折，历经“单义”、“多义”之变，在当代西方则呈现为“弱义”的态势。“单义”是指辩证法的唯一性诉求，历史辩证法是马克思心中严格、绝对、唯一的辩证法，作为严格体系的辩证法与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不可分割。“多义”是指辩证法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转换中所表现出来的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在西方，辩证法的多样化发展以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为代价，从而以各种微弱和坚守的方式存在于文化研究、社会理论研究以及社会抗议活动之中，使辩证法呈现出弱势的姿态。这既是辩证法在继强势一元性的辩证法体系与多元化的辩证法探索之后的潜伏与徘徊，也是辩证法在当代西方的现实策略。

　　关 键 词：历史辩证法；恩格斯；列宁；《哲学笔记》；卢卡奇；社会批判理论；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刘怀玉、章慕荣，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自列宁写了以《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为核心文本的“伯尔尼哲学笔记”，辩证法便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心。上世纪30年代-80年代，辩证法一直是革命政治话语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显学。然时过境迁，90年代以来唯物辩证法在理论上遭遇到极大挑战，面临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的命运，不过这却未必是坏事。当空洞热闹的口号与争论销声匿迹之后，人们才可能深入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辩证法正是由此走向复兴。回顾和反思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百年来起起落落、分分合合的曲折历史过程及其丰富内涵的变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唯一性的、严格性的辩证法之核心逻辑，这就是马克思是通过历史实践活动来进行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双重性批判；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与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又具有不同的形态与现实策略。在当代西方的现实语境中，辩证法以一种“弱义”的策略坚守在文化研究、社会理论研究以及社会抗议活动之中。

　　一、历史辩证法：唯一的、“单义”的辩证法

　　所谓“单义”的辩证法，就是指“大写字母的”辩证法。它源于列宁《哲学笔记》中的一个著名说法：“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①长期以来，人们倾向于认为马克思设想过唯一的辩证法原型和体系，只不过没有完成，因此试图以各自的方式来填补马克思的承诺与设想，但是如何认识和理解“单义”的辩证法，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从“偶然的”设想到“唯一的”体系

　　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流露出如下打算：由于某种偶然原因，他重读了被搁置多年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深受启发，表示“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②此时，马克思在写作《1857-1858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过程中重新激活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力量，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辩证法话语，这才萌生了用纯粹的唯物主义改造辩证法逻辑的想法。但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也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真去写作这“两三个印张”了；而且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推进，马克思本人也许发现信中的设想是无法兑现的承诺!马克思甚至不止一次地自我批评说，建构一种抽象体系很有坏处：采用格言式的叙述把全部观点压缩在一部著作中，这只会造成“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观”③，“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④，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构建唯一的辩证法标准体系只是马克思的思想火花与偶然设想。

　　恩格斯真诚地相信并努力实现马克思的设想，全力以赴地探索与完成心目中马克思唯物主义版的“大写字母的”研究计划：“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⑤正是这个举动，引起了后来的许多争论。后来一些人认为，恩格斯既没能使马克思的设想真正落实，也未能把这个原貌含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部分阐释清楚。恩格斯自己也自谦地说过，《反杜林论》是不得已从事的“啃酸果”工作，而自然辩证法研究乃是自己理论“脱毛”的过程⑥。然而，那些没有深刻领悟恩格斯哲学崇高抱负及其思想苦衷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普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消极厌倦态度。以伯恩斯坦为首的右翼理论家们甚至认为马克思没有哲学而只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可以与任何一种哲学相结合，直至提出回到康德，对黑格尔哲学百般责备，以致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精确的科学，从斯宾塞的进化论那里继承的东西，远比从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那里继承的东西多得多⑦。这些都导致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在辩证法问题上的集体失语与短视。

　　这种状况在20世纪初发生了重大变化。先是列宁的伯尔尼《哲学笔记》改变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失落的命运，继而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形成，“改变了”辩证法的“模糊”形象。在苏共中央1938年审定并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斯大林亲自撰写了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界定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即“唯物辩证法”，是研究自然界现象及其发展过程的方法，具有联系、发展和量变质变等基本特征。⑧这个具有最高意识形态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纲要的出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大写字母的”辩证法(即唯一的辩证法体系)理解模式的确立。尽管苏联有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认识到，恩格斯与教科书体系都没能全面完成马克思的辩证法构想，便转而重视列宁的《哲学笔记》以从中寻求新的理论资源与思想因子，但由于深陷预成论和目的论的窠臼，他们始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均怀有建立完整严格的辩证法理论体系的鸿鹄之志⑨，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逐步接近和完成这个唯一的辩证法体系的探索过程。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程看成是某一哲学原理和教科书体系的注脚。

　　2.“体系”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并非不能采取教科书体系的形式，但将经典作家偶然的设想绝对化并神化为唯一的科学的逻辑体系，这则难以让人完全信服。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硬伤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化并硬化为现成存在且不容置疑的理论体系和原理，不过，人们在对此表示质疑时，往往只对作为辩证法唯一性表述和尝试的形式与观点表示怀疑，却依然认可辩证法有着唯一的严格体系。而实际上，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⑩，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对辩证法有过一个理论体系的构想之外，还认为辩证法不是封闭的、自洽的、严格的逻辑体系，而是指导实践与认识的方法论。这也就提示我们，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源头上同时存在两种模式。

　　一种就是纯粹的理论意义上的自我解释逻辑，反映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及西方哲学史数千年的传统——即哲学就是关于世界本质逻辑的学问，是解释追求作为真理的逻各斯(logos)的思维活动与思维艺术。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更多的是使用“logos”或者“逻辑”而不是用辩证法来表征自己的哲学：康德谈了很多辩证法，但没有使用“辩证法”这个词而称之为“先验逻辑”；黑格尔的书名干脆就叫《逻辑学》；马克思则将《资本论》看作逻辑学。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就是逻辑学，就是一种严格的逻辑体系，相信世界有一个内在的超验的逻辑或逻各斯(logos)，哲学的任务就是用理论的方式将这种逻辑再现和描述出来。列宁正是在这个逻格斯传统的意义上指出，辩证法既是世界的本体论又是历史认识论也是主观的语言思维逻辑。

　　与之相对，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解辩证法的时候，又走向了似乎与逻辑体系相反的方向，即反体系的方法论与实践论思考。他们不是从理论而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实践对理论的批判角度来理解自己的哲学和辩证法革命的使命。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直到《资本论》的序言与跋，马克思都强调应当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角度来界定辩证法，认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1)恩格斯由此便将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解为实践的方法论，并反复做了说明(不少说明都很精到)，最突出的是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结尾处宣称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哲学实际上也整个终结了，剩下的只是逻辑和辩证法。(12)如此，马克思的哲学也就成了后哲学，成了学院哲学和体系哲学终结之后，用于各门具体科学研究和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方法论。显然，恩格斯否定了辩证法作为唯一的严格的纯粹理论逻辑的合法性。但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如果辩证法不是唯一的理论逻辑体系而是活生生的方法论(13)，那么“体系”与“方法”这对明显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何以共存于马克思的辩证法?

　　辩证法在古希腊那里是人类研究哲学、讨论真理问题时的辩论术，也就是修辞和思想的智慧。到了中世纪，辩证法作为神学论战和论辩中的修辞技术得以延续，其只不过是神学庇护下的人文学科的修辞手法。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辩证法的命运得到了改变，辩证法开始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德国古典哲学重视辩证法，原因在于辩证法此时是介于近代兴起的自然科学的知性思维与基督教神学的逻辑思维之间的理论形态(黑格尔称之为“理性的思维”)。在古希腊作为世界终极的意义的理性的逻各斯、在中世纪作为神存在的证明的逻各斯，到了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则变成了调节科学与神学之间矛盾的人的主体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理论话语。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辩证法，正是科学与神学形而上学相互冲突相互交融的产物。换句话说，正是在把近代科学语言上升为哲学语言，把中世纪的神学语言还原为人的科学语言的过程中，才有了德国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是把经验世界的客观知识与神学的形而上学独断论的真理二元性对峙加以调和与沟通的中间环节，这个环节通过人的自我意识、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批判哲学或认识论得以体现。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语境中，辩证法带有准神学的超越科学的紧张与崇高感。辩证法作为绝对科学、作为科学的科学，恰恰表明了它具有一种使命感，一方面要替代神学式微、上帝死后空缺的神圣的位置，另一方面则肩负超越经验实证的、平庸乏味的科学世界之狭隘性，赋予其浪漫的崇高的内涵特征的使命。所以，辩证法有一种超越知性世界、经验世界矛盾而达到一种绝对的真理与统一的愿望，但这种统一是通过人的主体性达到的绝对性，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人的主观性、历史性、暂时性的缺陷，辩证法的绝对性因此也就有了永无休止的自我批判、自我反思、自我否定的历史感与历史目的论特征。

　　辩证法就其可能性、开放性而言，不会只有唯一的体系形式，假定马克思的辩证法有唯一的严格的形式和逻辑，恰恰是违背辩证法的。但就其彻底的严格的批判精神和理性追求精神而言，辩证法似乎又致力于建立某个心目中绝对的严格的体系。这是一种纠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脱胎于德国古典哲学，自然有这样一种纠结与矛盾。一方面就其追求绝对的崇高的真理、理想和彻底的批判精神而言，它不可能放弃这种唯一性和大写的辩证法的理想，一种彻底的、严格的理论总是试图去解释、批判、涵盖一切，辩证法注定不是一般的部门的实证的科学，有一种以有限的主体性追求绝对精神、追求无限的真理的使命，其心目中至少有一个“唯一”规定与方案设想，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辩证法在思想史上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全书》的努力就表明了这样一种崇高愿望；马克思虽然从来没有兑现自己的“大逻辑”，但他无疑也有着这样一种使命感。另一方面，致力于超越理论、批判所有理论并且将理论现实化，致力于通过否定理论从而实现理论改变现实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哲学，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又是反对任何封闭的体系。所以体系论与方法论的张力与追求，自然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无法回避的历史遗产。辩证法本质上是反体系的，要冲破理论逻辑的边界成为改变现实的实践力量。从这一点上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革命的实践的辩证方法而不是理论体系。体系论有悖于辩证法的彻底的自我否定的历史精神，追求“唯一”的绝对辩证法体系论，其缺点并不在于是否关注人与社会历史，而在于这个设想本身就违背了辩证法。但与此同时，方法论的辩证法则面临着相对主义的困境，因为既然辩证法是一种方法，而方法总要为一定的目的所服务，离开了目的，方法极易陷入诡辩论、实用主义、机会主义、非本质主义、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困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辩证法经常被各式冠冕堂皇的理由与名义所利用。正是洞悉了这一点，列宁才在《关于黑格〈逻辑学〉一书摘要》及《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强调辩证法要想与诡辩论、相对主义区别开来，就不能没本体论规定，就不能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这个“自在之物”就是客观的辩证法，但这种客观辩证法其实是一种绝对的逻辑学。(14)所以，作为严格体系的辩证法与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实际上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3.作为“唯一”辩证法的历史辩证法

　　前文已提及马克思最终放弃了“两三个印张”的设想，其原因是马克思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无法与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彻底分道扬镳，必须内在于对古典哲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双重批判中，他认为辩证法除了作为一种具体的科学与现实批判研究中的方法论(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不可能独立存在，便转而致力于阐述一种学院体的作为学科方法论与历史认识论的辩证法。《资本论》中的辩证法，是马克思心目中未完成的大写字母的辩证法构想最重要、最深入、最系统的部分，但毕竟是具体的、局部的兑现与实践。如果没有《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辩证法思想实验，就形成不了马克思那令人叹为观止的现代性资本主义本质批判。正因为如此，很多学者就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抽象逻辑的辩证批判。正像德国古典哲学是通过批判近代科学抽象的知性范畴而指出现实世界的二律背反，指出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世界的矛盾一样，马克思是通过批判古典经济学范畴体系和理论逻辑内在的矛盾，而哲学地批判了范畴中的资本主义现实矛盾。马克思通过恢复人历史的具体的实践活动的根基性地位，将黑格尔的绝对逻辑历史化，并将这种历史化“绝对化”。正如卢卡奇所言：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概念推到了它的逻辑的顶点，他把无论是社会的还是社会化了的人的一切现象都彻底地变成了历史问题。马克思的辩证法坚持不懈地继续了黑格尔竭力要做而未能具体做到的事情，从而消解了黑格尔辩证法无法突破的非历史的不彻底的形而上学残余。(15)在马克思看来，严格的绝对的唯一的辩证法就是历史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认识论。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同一个东西。这就是马克思笔下“严格”而“绝对”的、即“大写字母的”唯一的辩证法!

　　与卢卡奇完全一致，德国著名的马克思学家伊林·费彻尔也认为：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根本区别表现在历史观上：前者是一种抽象观念支配下的历史哲学，而后者则是从作为历史发展暂时结果的现实出发的社会批判理论。二者的对立表现在他们各自核心概念的差别上：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是一个暂时的表面的体系、从而是一个必然被瓦解的历史环节，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则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神秘化的绝对统一体系，前者表现为具有统一性而实际上是对无法克服的现实客观矛盾进行掩盖的虚妄性，后者则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从而是自由的主体的历史生成过程(16)。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我的看法则相反……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17)。所以，马克思是通过历史实践活动进行绝对观念的形而上学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双重性批判。这是马克思唯一性的、严格性的辩证法之核心逻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