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客观地分析事物发展演变的时代背景,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正确评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条件,运用历史的观点与开放的视野明确时代任务,推动理论创新。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又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科学论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再一次飞跃。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既是对后者的提炼和升华,更是对前者的继承和拓展。两者在不同层面具有不同的指向,既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也具有各自的规律和特点。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继承和拓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构成部分,是开辟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要求。

　　一、时代性、总体规定性与研究对象的层次性

　　就政治经济学研究体系而言,其科学性是与时代性紧密相关的。历史视野中的“时代”范畴,是以社会发展的主导趋势和规律为基础,对一国范围或世界范围内不同发展时期和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加以区分的综合性、总称性概念。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新时代的条件总是从旧时代中脱颖而出,新时代的任务也总是从过去的历程中自然地产生。正确地判断历史发展趋势和自身使命,既需要深刻研究和分析实际,也需要前瞻性地把握历史演变方向和时代的新要求。

　　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既体现为其发展的历史性,也体现为其回应现实问题的时代性。“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因此,政治经济学的使命,一方面是要在本质上揭示现实的经济生活;另一方面,则是要在演化和趋势上反映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指向,要求人们必须把握其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定性;而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指向,则要求人们必须把握其研究对象的暂时性和过渡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是既是一种总体性规定,也是一种具体性规定,后者反映了对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历史阶段性的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在研究对象上显然也要遵循马克思的总体规定性,但也同样要体现出层次性,以适应当前经常变化的现实材料。

　　(一)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性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总体规定性。在1867年《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如下的界定:“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逻辑和历史两个维度看,上述诸研究内容既是统一的,但在具体分析时又是区分层次、各有侧重的。例如: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时,更多地注重于从逻辑上对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进行提炼和总结,更多地运用了科学的抽象法。而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则更多地着墨于资本主义生产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化,在分析资本的三种职能形式(即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时更多地重视分析生产资本,通过揭开企业这个“黑箱”揭示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等等。

　　与西方庸俗经济学重逻辑轻历史、宏观和微观相脱离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坚持逻辑分析和历史发展的进程相吻合,也坚持历史分析始终保持逻辑上的自洽。因为对经济生活内在规律的把握,只有在整体上坚持用逻辑的方法,才能借由科学的抽象法揭示事物的本质,在“人类思维总体”中再现“社会生产总体”。逻辑性不可能脱离整体性而存在,贯彻逻辑性则要坚持唯物辩证法,注意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出发来分析经济现象,而不能拘泥于对同一发展阶段的细节探讨。恩格斯在1859年8月撰写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曾告诫地指出:“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作。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

　　因此,作为逻辑分析主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首先必须是一种整体性的规定。此后,才能是对第二层次或从属层次的研究对象的界定。例如:关于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等经济现象的相互关系,只有在整体分析中才能反映其本质,而割裂地进行分析则不可能得到科学的说明。整体性的规定还有另一层意义,即只有从整体出发才能更全面和准确地呈现出社会生产的外部条件的制约和影响。换言之,更准确地体现出社会生产的社会属性与技术属性之间的关联性。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技术、自然科学等因素作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并将其作为生产关系的决定者和推动力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