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路克利，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学术和思潮形态的国际毛主义兴起已有半个多世纪。国际毛主义研究的学术谱系不断扩展，成为国际学界的一门显学。与此同时，国际毛主义运动跌宕起伏，毛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思潮深刻影响着国际社会。国际毛主义研究方兴未艾。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思潮已经转向对经济不平等的现实关照。当下，国际社会的国际毛主义主要是针对经济不平等的社会抗议，是一种和平运动和社会批判思潮。

　　关 键 词：毛泽东/毛主义/中国学/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

　　国际毛主义研究的形成由来已久。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哈佛大学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展了一套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理论和战略，在国际学界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毛主义”理论。其后不久，斯大林去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左翼运动出现了分裂和分化，国际社会出现了毛主义运动，毛主义也成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思潮。国际左翼、右翼学者，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等也加入到国际毛主义研究队伍中来。六十多年来，哈佛大学学者开创的毛主义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国际毛主义运动也经历了跌宕起伏。而长期以来，国内学界没有对国际毛主义研究的学术谱系进行系统梳理，对国外毛主义研究成果的译介也不多，对其学术性认识不足，将其看作单纯的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话语，甚至认为其有贬义，甚少使用“毛主义”一词。总体上看，国内学界仍应提高对国际毛主义研究的学术谱系地位和社会思潮地位的认识。

　　一、学科起源：“毛主义”术语的提出

　　1950年，哈佛大学博士生史华慈首次提出了“毛主义”(Maoism)这一概念，这是国际学术界首次使用领导人的姓氏来命名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把她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列。与毛主义非常接近的另一个词“毛泽东主义”由国民党反共理论家叶青提出，这是国内首次用毛泽东的姓名来指称共产党的理论。1941年冬，叶青在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之后，在重庆出版的《抗战与文化》杂志上发表读后感，提出并批判了“毛泽东主义”。在他看来，“毛泽东主义”是所谓“中国的农民主义”，即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一个再版”。不久，这个词在延安等地出现。1942年2月，为了反驳叶青，毛泽东的读书秘书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对“毛泽东主义”作了简要阐释，驳斥了叶青的观点。1942年7月1日，邓拓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1948年，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曾想在开学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①，并请周恩来和毛泽东、刘少奇商量是否可用这一提法。毛泽东在回复中否定了这一提法，认为“不能说毛泽东主义”，“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②。毛泽东认为使用“毛泽东主义”一词会突出自己，故而反对这一提法。“文革”期间，重庆等地曾有“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等红卫兵组织。总的来看，国内宣传和理论界基本不使用“毛泽东主义”或“毛主义”这两个提法。

　　在国际学界，“毛主义”的观点肇始于费正清1948年出版的著作《美国与中国》，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异常(anomaly)，即“把农民运动作为革命的阶级基础”③，这是中国革命的传统而非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他明确提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农民的运动，而非无产阶级的运动。中国遵循的是中国革命传统而不是马克思主义”④。此时，费正清的学生史华慈正在他的指导下写作博士论文《毛泽东崛起以前的共产主义》，1950年论文完成并获得通过。这篇论文中提出了“毛主义”术语，认为“毛主义”的三大要义是“马列主义信仰、按照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党、这个党建立在纯粹的农民运动基础上”⑤。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在《“毛主义”的传说》一文中认为，“1951年，史华慈杜撰了毛主义一词并详细解释了它的意义”⑥，他认为史华慈在其公开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这一专著中最早公开使用了这一术语。史华慈的学生杜维明也认同此说⑦。史华慈在博士论文中四次提到“毛主义”这一术语：“毛主义的兴起”(第138页)，“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接受毛主义？”(第207页)，“毛主义的基本特征”(第234页，两次)。1951年，史华慈在其专著《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由博士论文稍作改动出版)中提出了“毛主义”⑧，魏特夫和杜维明依据的就是这一专著。史华慈专著中三次明确提到了“毛主义”这一术语：“毛主义的兴起”(第115页)，“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接受毛主义？”(第168页)，“毛主义的基本特征”(第189页)。1952年出版的由布兰特(Conrad Brandt)、史华慈、费正清三人编著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中也多次明确提到“毛主义”这一术语。这本书的结语提到该书1950年6月就已经完成。此外，史华慈还在《中国的发展经验，1949－1972》一文中使用了“毛化”这一术语。他认为，“大跃进是超越苏联模式的一次胜利，揭示了延安理论不仅适用于革命，而且适用于中国的现代化……大跃进是毛化(Maoification)的一个高峰，但它并不表明经济领域与苏联模式的决裂”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