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二战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发展像一部三幕剧式，呈现为诞生—衰落—复兴的三阶段。20 世纪60 － 70 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在批判国家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的过程中诞生和崛起，她们试图从家务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寻求女性在生产劳动上与男性平等的地位。80 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一下子失语并走向衰落，逐渐被主张“性别差异”的新激进女性主义思潮所取代，女性主义也整体上转向了以身份政治和承认政治为代表的文化政治学。当女性主义的研究集中在以身份和差异为主的文化政治学批判上时，就不可避免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然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文化政治学无法真正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当资本吸纳剩余价值的目光从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形式吸纳”走向“实质吸纳”时，女性的身体就从一个自然的生物学范畴变成了全新的政治经济学范畴———身体的生产本身就是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这种状况为女性主义重新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结合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在身体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命题下，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将在新自由主义的帝国内部浴火重生。

　　关 键 词: 女性主义; 政治经济学批判; 文化政治学; 身体政治; 帝国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科研业务专项基金( 2012－1b－019)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它代表着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审视女性问题; 但在女性主义发展史以及与女性主义相关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概念经常与其他一些概念，如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等混用。与此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一种误解是，将其看成是仅仅从阶级的视角出发来带动女性对资本主义进行总体性的革命，从而寻求女性解放的运动。这种说法是过于夸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之作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仅仅代表一种审视女性问题的视角，即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问题。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能片面地理解成阶级分析，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阶级分析只能被看成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上的结论。基于此，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内涵应当是指，从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入手，对资本主义体制之下的女性地位和状况进行分析。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界定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可以让我们很容易地看清战后女性主义发展的谱系。正如南茜·弗雷泽( Nancy Fraser) 在《女性主义的财富: 从国家管理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一书中所比喻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发展历程像一部三幕剧，呈现为诞生—衰落—复兴的三阶段。二战之后，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在对国家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女性主义借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武器，成功地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光从公共生产领域转移到私人的家务领域。在女性主义发展史的第一幕上，女性主义从劳动价值论的范畴出发，提出女性在家庭内部的劳动也应当纳入到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中，这样才能使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变得完整。因此，在战后初期，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以对家务劳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姿态出场。不过，随着上世纪80 年代红色浪潮的退潮以及以撒切尔和里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兴起，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武器一下子丧失了合法性; 女性主义在这个时期更为重视作为女性的独特身份及其与男性的差异，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下子被一种关注女性身体与身份的文化政治学所取代。于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退场了，不得不让位于一种文化政治学的批判。直到今天，当代女性主义仍然对这种特殊的女性身份和差异性的性别经验的建构乐此不疲，这也成为了女性主义最后狂欢的场所——她们想用性与性别的壁垒来避免被父权制或男性的“霸权”所侵蚀。然而，问题在于，在性与性别批判的最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真的从资本主义世界中黯然退场了吗? 对于弗雷泽来说，答案是否定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不能囿于女性主义的内部来观察，而应将女性主义自身的审视与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如哈特和奈格里的批判) 相结合，为女性主义重新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结合提供新的可能性。不过，这一重要的理论生长点却为当下的女性主义研究所忽视。

　　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退场相一致的是，目前国内外大多数的女性主义研究与批评仍然驻足于这种以差异为根基的文化政治学，她们热衷于自己的特殊经历，并以“女性”作为大范畴，让自己蜷缩在女性的独特差异之中，将这种差异和身份认同以及两性之间的平等作为女性解放的目的，正如李银河指出: “所有的女性主义理论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 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在争取女性解放和男女平等的过程中，女性主义认为，最为关键的不是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打碎资本主义的枷锁，而是在文化上同父权制的霸权进行抗争。在她们宣告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死亡时，她们看不到，随着资本主义走向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帝国时，身份政治和承认政治本身业已成为资本主义获利的手段，之前的文化政治学批判只是掩盖了更深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当资本主义将获利的手段直接转向内部的女性生命和身体时，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即以女性身体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正以追求女性“解放”的外表粉墨登场，这正是资本主义为女性主义精心打造的囹圄。因此，要走出女性主义文化政治学的困境，就必须重返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对身体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让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帝国中浴火涅槃。

　　一、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

　　在历史上，女性主义呈现出多样化的样态，其类型和表现的复杂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思潮。在诸多女性主义思潮中，有着与自由主义保持一致的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思潮立足于中上层女性的立场，从女性基本自由和权利出发，来为女性谋求参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途径。与此同时，与这种偏右的立场相对立的是，更多的女性主义思潮保持了一种对主流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结构的批判性态度，这就是左翼的女性主义思潮。不过，即便在左翼的女性主义思潮内部，各自所援引的思想渊源也大相径庭，如精神分析、性别自然差异、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从总体上来说，左翼的女性主义可以分为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激进的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当然，这里的三个概念也是相互交织的，在面对一系列共同的问题时，这三种女性主义思潮之间的区别十分细微。不过，为了从理论上澄清这个问题，我们仍然需要从概念上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进行界定。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之定义，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罗思玛莉·佟恩( Rosemarie Tong) 在其《女性主义思潮》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的描述: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深信，以阶级来解释女性的地位和功能，终究是较为妥善、周备;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造成女性受压迫的主因，而资产阶级女性与普通女性在资本主义下受到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压迫。因之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独特之处即在于它是力邀所有女性，无论普通女性还是资产阶级女性，一同来了解: 女性受压迫与其说是任何个别人有意造成的结果，毋宁说是政治、社会及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连结后产生的结果。”在佟恩的定义中，我们可以读出三个基本内涵: ( 1)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是阶级方法，即从阶级的角度来审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受压迫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女性主义的问题并不是独立的问题，而是与阶级问题缠绕在一起的问题。因此，在进行女性主义批判的时候，就不能像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那样，从普遍权利出发，来抽象地谈论女性解放问题，因为在那个意义上，女性解放就被片面地等同于获得一张选票，而忽视了选票之下女性和女性之间的质性差别。因此，阶级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必须去考虑，女性在不同阶级层次上的差别，我们不能将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女性与工人家庭中的女性混为一谈，她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对解放和自由的思考均不在一个层次上。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来说，最为根本的问题不是获得选举权的问题，而是生活问题，即如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下，给予包括女性在内的普通大众以解放的问题。( 2)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认为，造成女性受压迫的原因不是个别性的，而是普遍性的。也就是说，女性在家庭和市场中受到压迫和歧视是资本主义制度使然。因此，在进行女性运动时，仅仅对一个实施家庭暴力的丈夫、对女性员工实施性骚扰的老板进行处置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表明，女性受压迫是制度性的，这种制度性的根源在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模式。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的实际地位和状况与资本主义的家庭模式息息相关。( 3)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女性要寻求彻底的而不是个体的解放，就必须将所有的女性联合起来，以对抗资本主义的体制。在这里，最为重要的是要打破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在根本上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模式作为一种永恒状态和理想的家庭模式而加以渲染。而实际上，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模式只能是在马克思所说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下起作用，女性解放的可能性在于所有女性和工人阶级运动联合起来，共同推翻造成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的资本主义制度。

　　不过，佟恩的界定仍然有偏颇之处，即她过于看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中的阶级因素，从而将阶级分析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分析框架中的首位。此外，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经常遭到质疑的一个问题是: 是否女性受压迫的原因都源自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简单地从资本主义的固有框架中来分析全部的女性主义问题。比如，在婚姻中，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显然不能完全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结构性问题，而必然要涉及资本主义框架之外的性别和欲望问题。在这个方面，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似乎比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阶级分析更为有效。

　　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对这种过于强调阶级分析的定义提出了修正，她认为，这种过于一元论的界定会让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丧失价值。对于上野千鹤子来说，“马克思主义之女性主义的立场首先在于，不把阶级支配与性支配视为各个独立的变量，并试图厘清其相互关系的原有历史形态。从这样的立场出发，现代社会固有的压抑形态遂被称为‘父权制的资本主义’。在现代社会中，女性主义不只受到‘资本主义’的压抑，也受到‘父权体制’的压制”。在上野千鹤子看来，在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下，女性所受到的压迫是双重的，既有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压迫，也有来自于父权制本身的压迫，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立场也必然是双重的。马克思主义所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女性主义针对的是父权制，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是两者的结合，即它所针对的对立面是“父权体制的资本主义”。不可否认，上野千鹤子关于马克思主义之女性主义的定义的优点在于，避免了从单一的阶级范畴来理解女性问题，在引入了父权体制的概念之后，使得女性主义的 x 轴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的 y 轴构成一个坐标系，从而对现代社会的双重压迫机制进行更为深入的批判。不过，上野千鹤子的界定没有解决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如何保证阶级批判和性别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中的同一性——如果阶级批判与性别批判发生了矛盾，应该如何处置? 事实上，女性主义面对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自母系社会解体之后，父权制就一直是社会的主导型结构，在上野千鹤子看来，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一个男权中心主义的社会。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共产主义并未为女性的解放和平等提出详细的规划，阶级的解放并不一定带来女性的解放，在实现了阶级平等的社会中，性别的压迫还是可能存在的。

　　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我们要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首先，不能简单假定，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预设了一个圆满的女性解放的规划; 恰恰相反，迄今为止的女性主义，包括一些后现代的女性主义思潮在内，都没有在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即何种社会形态，才是真正实现了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平等。因此，在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时，我们不能在这个方面抱太大希望。其次，甚至更重要的是，我们仅仅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看成一种独特的视角，而不是绝对正确的方法论。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仅仅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审视女性主义问题，它只是众多审视女性问题的视角中的一种。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视角不追求全面地概括出自文明社会以来，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以来的所有女性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视角，从一个独特的侧面切入到女性主义之中，或者说，在某一个具体的点上，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可以深入到其他女性主义无法深入的层次。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进行重新审视之后，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它: 除了阶级分析之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分析工具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中来剖析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状况。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切入女性分析，势必涉及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核心概念，如生产、劳动、商品、再生产、消费、资本、拜物教等等，这些概念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的重要武器。在现代社会，女性其实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中的重要一环，并直接加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性结构中，在其中结成了一定的生产关系。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并非是盲目地号召女性同现有的父权制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而是抽丝剥茧般地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中剥离出女性受压迫的事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