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自产生之日起，历史主义理论就一直为它内含的矛盾所困扰：既要对事物的相对性和暂时性给予肯定，又要为其寻求确定性根据。在历史主义的诸种类型中，只有与决定论相结合的历史主义，才能避免相对主义的困扰，合理地处理这一矛盾。黑格尔以思辨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历史观，只是虚假地克服了历史主义所必须面对的这一难题。马克思哲学既主张超越性的理想，又要在现实的历史中为这一理想的实现寻找必然性根据，因此它在以历史性原则揭示人的自由的同时，又以科学认知为自由的实现安置了客观性和确定性的基座，构建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主义。长期以来，由于遗忘了马克思哲学的这一历史主义根基，就出现了单纯从认知进路上和单纯从规范进路上解释马克思哲学的两种倾向。对于完整理解马克思哲学来说，重建它的历史主义根基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关 键 词：马克思哲学；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

　　作者简介：王新生，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

　　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主义，马克思哲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解决了社会历史理论中价值尺度与认知尺度相统一的问题。但是，在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其历史主义根基的被遗忘，就出现了两种相反却又都背离马克思哲学宗旨的理论倾向：一是单纯从认知进路上解释马克思哲学，一是单纯从规范进路上解释马克思哲学。前一种倾向试图以“历史必然性”为理想社会提供坚硬的地基，但它不仅没能克服人道主义理想对现实的“软弱性”，反而导致了最无可救药的机械决定论。后一种倾向试图以人道主义理想“改造”马克思哲学，但它不仅未能起到为马克思进行“人道主义辩护”的作用，反而使自己陷入无法摆脱的相对主义困境。这两种倾向深刻地影响了我国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要想在将来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克服这两种倾向的影响，就必须在深入理解马克思认知尺度与价值尺度相统一理论的基础上，重建它的历史主义根基。

　　一、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主义

　　在一定的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全部目标，就是要阐明作为人类理想生活的未来共产主义之现实必然性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在哲学史上，这一问题所引起的论争，是自文艺复兴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解体以来全部哲学的一个兴奋点。是用理想消融现实，还是将理想消融于现实，或是放弃二者统一的可能而将它们的分置肯定为现实？19世纪之后，这一论争超出了思辨哲学的疆域并围绕着现实的人类生活展开，从而导致了哲学的所谓现代转向。无论怎样理解这一哲学转向，历史主义都可以被看作是它的一个重要根基。马克思哲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并在这一历史主义根基之上发展起来的。

　　受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常常将历史主义与历史决定论混同起来，进而将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完全等同于他的历史主义。实际上这是虽有关联但仍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关于这一点，美国史学家伊格尔斯曾进行过具体的分析，他说：“卡尔·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出发，将历史主义视为一种总结历史发展规律的探求。……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界定在很多人眼里显得怪异，因而不受欢迎。”[1]这是说，历史主义不等于历史决定论，将它们等同起来只代表对历史主义的一种特殊理解。

　　就其本来意义而言，历史主义有两层相互关联的含义：一是指任何事物都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因此只有通过追溯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得到理解；另一是指，所有的人类思想和价值观念都是历史性的，因此不能以我们所持有的信念和普遍原理为依据考察历史事件。[1-2]从历史主义的这个本来意义上看，它并不必然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历史决定论相重合。

　　那么，波普为什么要将历史主义等同于历史决定论，进而又用历史决定论来否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呢？是因为他真的不了解历史主义与历史决定论之间的区别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即使是在直接导致混乱和误解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他也曾明确对这二者的区别进行过说明。他把社会科学研究中强调“参照各种社会学说和学派与它们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普遍存在的预测和旨趣之间的联系……就能够对这些学说和学派之间的区别给予分析和阐明”的方法称为“历史主义”，并且说：“这种方法有时称为‘历史主义’，而不应把它同我们所说的‘历史决定论’相混淆”。[3]13但是，波普自己的确混淆了这两个概念。对于许多中国读者来说，这种混淆或许与对波普著作的翻译有关，而对于波普本人来说，这种混淆却是有意的而且是富有深意的。①[1][4]波普实际上认识到，在马克思的历史主义与他的历史决定论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契合，这种契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解决了历史主义中一直存在着的一个内在矛盾，所以，只有这种类型的历史主义才可以称得上是完备的历史主义，才是必须“认真加以批判”的。的确，自从历史主义产生之日起，它就一直为自身所包含的一个内在矛盾所困扰：既要对事物的相对性和暂时性给予肯定，又要寻求它们的确定性根据。也就是说，历史主义作为一种与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相区别的一种方法，它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将一切都看作是暂时的和相对的；而同时历史主义的根本目标却又是为了要把握整体历史的客观性和确定性。这种对客观性和确定性的追求，使历史主义内在地包含着克服历史相对主义的理论企图。这种理论企图当然为历史主义与历史决定论之间的结合提供了可能。然而，这种可能并非必然发生，历史上和当代诸多的历史主义就最终陷于相对主义而不是实际上走向历史决定论，只有特殊类型的历史主义才是决定论的。波普清楚地看到，黑格尔和马克思属于这种特殊类型的历史主义者，因此他将他们的理论称为“历史决定论”而非“历史主义”。虽然这种混淆的确造成了许多概念上的混乱(比如它很自然地将历史决定论倒推为历史主义，而实际上如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人虽是历史决定论者却并不是历史主义者)，但是波普将与历史决定论相结合的历史主义看作历史主义的一个特殊类型，并将马克思主义归入这一类型，却是有见地的。

　　可以说，作为一个值得尊敬的敌人，波普比马克思的一些追随者更深刻地把握到了他的历史主义的特质。不过，波普仍然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

　　一方面，波普虽然看到决定论的历史主义者中的柏拉图、黑格尔等与思辨形而上学的内在关联，但将思辨形而上学看作是这种类型历史主义的内在特性，并将马克思也归入到这种关联中，无疑是错误的。波普没有认真辨析的问题是，历史主义的产生恰恰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危机密切相关，而马克思哲学恰恰又是在批判思辨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历史主义，虽然首先是但却不仅仅是由于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特殊关注所引起的，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它的出现是与哲学关于整个世界观念的改变结合在一起的，是与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根基的颠覆联系在一起的。将历史主义的产生看作仅仅是近代社会变迁所导致的人们关于人类社会具有历史性的历史意识的看法，显然还没有摆脱具体的历史学而进入到哲学的视域，根据这种理解是无法真正把握到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根本优越性的。在这一方面，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理解要比波普深刻得多。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世界已使人处于一种所谓的“无家可归的状态”，正是因为这种状态的存在才导致了历史意识的现代凸现，因此，历史主义的出现只能从世界观上看，而不能仅仅从社会历史的变迁上看。他说：“无家可归状态改变了世界命运，因此有必要从历史的意义去思此天命。马克思在基本而重要的意义上从黑格尔那里作为人的异化来认识到的东西，和它的根子一起又复归为新时代的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了。这种无家可归状态是从存在的天命中在形而上学的形态中产生，靠形而上学巩固起来，同时又被形而上学作为无家可归状态掩盖起来。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5]383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是要揭示被形而上学“掩盖起来”的对于世界的现代理解，因此，不能仅仅从历史观上加以理解，只能从世界观上加以理解。在这一问题上，孙正聿先生的如下观点是非常值得赞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原则或‘理论硬核’的唯物主义，而不是把‘历史’作为研究领域或解释对象的唯物主义。在前者的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后者的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只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6]如果从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这一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则它与黑格尔思辨形而上学的历史观之间的区别就是不辩自明的了。这是因为，虽然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历史主义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但他彻底地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形而上学这一点也是确定无疑的。

　　另一方面，波普只是站在实证科学的立场上评判人类知识，将一切无法归于经验把握和认知逻辑的理论统统排斥在合理的知识之外，这就使他不仅不能理解历史主义的人本主义意蕴，而且更无法理解马克思历史主义中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恰恰是理解马克思历史主义的关键点。

　　决定论的历史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自身就具有一种整体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要求将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看作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各种要素相互关联的连续体，可以说，没有这一立场也就没有决定论的历史主义。但是，波普却认为，任何科学的研究都只能认识具体的事实，不可能把握事物的整体，他说：“在全部的意义上，整体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也不能成为其他活动例如控制或改造的对象，这种情况似乎是整体主义者所没有注意到的。”“他们错误地认为可以有整体主义意义上的历史，即表示‘整个社会有机体’或‘一个时代的全部社会事件’的‘社会形态’的历史。这个思想来源于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广阔的发展长河的这个直观看法。”就是说，决定论的历史主义依据的是一种不可能的东西，而且他认为：“这种不可能性是逻辑的不可能性”。[3]61-64

　　仅就经验知识和实证知识的有效性而言，波普的这一断言是有效的，但是，波普没有看到，在19世纪以来出现的历史主义的兴趣中，人们所努力建构的恰恰是一种不同于近代以来自然科学所尊崇的认知逻辑的全新方法论。历史主义者认为，近代以来形成的认知逻辑和科学主义的世界观根本不能理解和说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因为它无法理解世界对人的意义，而要理解世界对人的意义就必须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许多现代历史主义者甚至强调，对于现代的人类社会而言，最大的危机已经不再是知识是否可靠，而是怎样寻求意义。这种意义的缺失是人类文化的危机，而这一危机的真正原因是科学的危机，因为科学不能既标榜客观性，又包容生活中的主观因素。所以我们看到，以黑格尔思辨形而上学解体为标志的现代历史主义的兴起，实际上代表着两种重要哲学努力的合流与会通：一方面，要努力避免近代认识论哲学将理性的现实世界与理想的道德世界分割开来，从而将意义从现实世界中排除出去的二元论；另一方面，又要努力避免用已经倾覆了的思辨形而上学方法去拯救世界的意义的独断论。这样，在方法论上，历史主义就一方面要反对以科学认知的逻辑吞并人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以本质主义的绝对论拯救理想。可以说，历史主义正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和它无法有效地解释人类世界的矛盾的产物。伊格尔斯在考察了历史主义兴起的原因之后说：“历史主义的核心便是要承认生命的非理性的和自发的因素。而西方理性思维的传统对这些因素则无法应付。”他认为，无论是狄尔泰、文德尔班，或是李凯尔特，这些历史主义者都“企图建立历史、人文和文化的科学，认为这些科学在理论上可以和自然科学一样严谨，但从研究的逻辑来看，它们又需要有能够理解历史和文化的意义的方法”[1]。

　　因此，对于现代历史主义来说存在着前后两个方向的敌人，前面的敌人是经验主义的实证主义，后面的敌人是思辨形而上学。只有能够同时应对这两个方向敌人的诘难并克服它们各自局限性的特殊类型的历史主义，才能为力图更好地解释人类生活的现代哲学奠定根基。作为一种成功地结合了决定论的历史主义，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既要主张人类的理想生活，又要给予这种理想生活以必然性根据的哲学，马克思哲学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主义的根基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