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廷君

　　编辑同志：

　　近来，社会上对腐败现象和反腐行动有诸多议论，其中也夹杂一些模糊认识，如对因贪腐落马的官员抱有同情，认为他们在任时曾作出巨大贡献，是难得的“能官”。“能官”贪腐是否值得同情？现代法治社会，功过能否相抵？能否请专家分析一下？

　　海淀读者 张易群

　　本刊邀请北京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主任吕廷君作答

　　同情贪腐“能官”的现象确实存在，最典型的是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判死缓后，有人认为，相对于刘志军对我国高铁的巨大贡献，贪腐过错算不了什么。近来，随着反腐深入，类似同情，甚至呼吁司法机关宽宥贪腐“能官”的情况有增无减，看法也基本一致：贪腐“能官”值得同情，鉴于他们曾经的贡献可以放其一马。这其实不对。

　　“当官只要能给百姓带来福利，贪点也就贪点了”——同情贪腐“能官”的认识根源

　　社会上为什么会存在同情贪腐“能官”的现象？这与我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与“当官发财”的思维习惯有关。这种封建文化延续至今，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驱动人们做官和评判官场是否得意的重要标准。在官本位思维下，当官就有了一切，当官就应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果当事官员是能官干吏，能干事并且为百姓带来了福利，贪点也是可以原谅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早在宋代就流传于民间，意思是说，连一个“清廉”知府，三年也能“赚到”十万银两，如果是贪污腐败的知府，那就不知可以捞多少钱财了。“当官发财”的思维惯性在传统中国社会可谓“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直到今天，那些曾经取得过一定工作成就的贪腐“能官”只要在法庭上流下悔恨的泪水，往往就会博得人们的同情心，暗合人们“当官发财”理所当然的惯性思维。

　　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公私分明”特征，决定了必须对贪腐这种“化公为私”的行为实行“零容忍”。“当官发财”的传统惯性思维容易使人由于遵循“情理法”而“以情为主”解决贪腐“能官”的违法犯罪问题，而不是秉持法律作为首要考量因素的“法理情”的法治思维，这就与现代社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分析和处理问题的基本要求相违背。因此，我们才强调“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这不仅是为官的一种遵循，也是法治社会内在品性的必然要求。

　　既然同情贪腐“能官”不是法治思维，那法治思维如何看待贪腐“能官”呢？

　　法治思维聚焦的不是“能官”，而是“能官”的“贪腐”和“贡献”这两种行为，正如人们所说，“功是功，过是过”。马克思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我根本不存在，我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作为行为的“贪腐”和“贡献”，必须是能够用法律标尺裁量的行为，这就为评价贪腐“能官”确立了客观标准。至于“能官”的其它事情，属于其它行为，与贪腐行为本身无涉。因为只有这样，执法者和司法者才能有一个客观的执法、司法标准，执法、司法也才可能客观公正，对“能官”贪腐的法律评价才可能具有说服力和公信力。

　　有人列举中国历史上许多将功补过的典故，来论证可对贪腐“能官”网开一面。这种说法也是一种人治理念

　　“能官”之“能”主要是指涉嫌违法犯罪官员曾经取得的工作成就，为社会、为人民作出的贡献。有人曾经列举中国历史上许多将功补过的典故，来论证我们可以对贪腐“能官”网开一面的合理性。为罪犯求情，自古有之，尤其是在注重人治理念的中国社会，不少这样的求情似乎都合乎中国人头脑里深藏的人情味。可是在现代法治社会，这样的求情都是与法律相抵触的，是人情干扰法律的具体表现，甚至可以说是对法律尊严的挑战。“能官”的贡献是其法定职责的要求，是法律规定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基本职责，如果贪腐“能官”确有我国《公务员法》规定的“突出成绩”、“突出贡献”和“突出功绩”的，应当依照《公务员法》的规定给予“记功”或者“授予荣誉称号”等奖励，而不是人治思维下的以情代法的“将功补过”。类似“将功补过”或“功过相抵”的说法，混淆了一个人对不同行为所应当承担的不同法律后果，无法区别不同行为的法律属性，也无法对一个人的不同行为作出泾渭分明的法律判断。

　　法律是冰冷的理性。法治国家对待贪腐“能官”不会因其卓越贡献有所宽免

　　让我们再看看其它法治国家如何对待贪腐“能官”的。在美国，被誉为“纽约警界英豪”的马里奥·比亚吉曾经因为职业生涯的英勇无比备受纽约市民爱戴，1960年还被授予了象征警界最高荣誉的纽约市警察荣誉勇气勋章。1988年，他却在担任议员期间因为受贿而受到刑事起诉，美国民众和法院没有因为比亚吉过去的辉煌和曾经的贡献而同情和宽宥他，他不仅被判处8年监禁，还被众议院道德监督委员会逐出国会。另外一个名气更大的美国贪腐“能官”——杜克·康宁汉姆，是越南战争中美国海军仅有的两位王牌飞行员之一。凭借这些光环，1991年，康宁汉姆进入国会成为一颗耀眼的政坛新星，他不仅是美国拨款与情报委员会成员，还担任了众议院人工智能分析与反间谍情报委员分会主席。就是这样一名功勋卓著、又担任要职的“能官”却因为受贿罪于2005年被法院判处8年零4个月监禁。没有人因为康宁汉姆曾经的辉煌而同情他，法院也没有因为其是战斗英雄而宽宥他。因为法治社会更愿意相信这样一个信条：“法律是无私的，对谁都一视同仁。在每件事上，她都不徇私情。”

　　新加坡对待贪腐“能官”的态度更加典型。郑章远是李光耀的老朋友，是新加坡的开国元勋之一，他曾经与李光耀一起为争取新加坡独立而并肩战斗。新加坡立国后，郑章远对于实施“居者有其屋”国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1986年11月，郑章远因为涉嫌受贿而东窗事发。在反贪部门的强大攻势下，求见李光耀未果、自感罪责难逃的郑章远服毒自杀。根据李光耀在回忆录中的记述，郑章远自杀后，他的遗孀希望不要解剖郑章远遗体，以保住郑章远的名誉。李光耀没有因为郑章远与自己的深厚私交、没有因为郑章远对国家的卓越贡献而答应其遗孀的请求。最后的验尸结果和相关调查报道可以说使郑章远身败名裂。这种对贪腐“能官”穷追猛打、不留情面的做法似乎让人感觉缺乏温情。我们推测，在对待郑章远的问题上，李光耀本人也可能有过内心折磨、情感挣扎。但是，包括时任总理李光耀在内的所有人，没有人因为郑章远的地位和卓越贡献而同情他，甚至对其网开一面，法律是冰冷的理性，“法律无法使人人平等，但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定是平等的”。

　　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做官发财”等中国传统思维在新加坡立国之初也有一定影响，但是厉行法治的信心、决心和耐心使新加坡逐步树立起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让腐败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让腐败者在经济上倾家荡产”的反腐口号在新加坡的反腐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实施。所以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仅制度的笼子要扎紧、扎实，更重要的是不能用曾经的工作成就等所谓情理人为打开笼子的缺口，缺口一旦打开，就会一泻千里、无法收拾。

　　所以，同情，甚至宽宥贪腐“能官”的想法和做法不符合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不仅不利于预防和打击公职人员的贪腐行为，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贪腐官员的侥幸心理，更重要的是容易使人们失去依据法律对是非曲直的判断，不利于全社会形成对法律权威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作者为北京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