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代在中国学术史尤其是经学史上的地位一向为人瞩目，但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却十分低落。本文所揭示的汉族士人与清朝统治者看似彼此“倒错”的夷夏观念，为我们呈现了乾嘉时代思想史的另一种面相，并将有助于解答这样一个疑问：在18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分裂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一、“异端”的正统论：以扬州学派诸士人为例

　　自章太炎、梁启超以来，治清学者通常将乾嘉汉学分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而扬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多被归入后者。较早将扬州学派作为乾嘉汉学的一个独立学术流派来进行专门研究的是张舜徽。[1]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观点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一般认为，扬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汪中、王念孙、焦循、阮元、凌廷堪、王引之、刘文淇等。

　　扬州学派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经学方面，而对于史学则几无建树可言。不过，扬州学派中的某些人物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与众不同的史学观念——尤其是其“异端”的正统论，却值得我们做一番认真的探究。其中最为典型者，自非凌廷堪莫属。

　　凌廷堪（1755—1809），字次仲，安徽歙县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凌氏早年主要活动于扬州，以经学名家，尤精于《仪礼》，被视为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凌氏一生没有史学著作传世，但据与其交谊甚笃的江藩说：“君读书破万卷，……于史，则无史不习，大事本末，名臣行业，谈论时若瓶泻水，纤悉不误。地理沿革，官制变置，《元史》姓氏，有诘之者，从容应答，如数家珍焉。”[2]他的史学观念主要散见其诗文中，因此很少引起后人注意，直至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及其史观，并以“反民族观念之历史论”为之定性，此后凌氏异端的正统论始广为人知。

　　在凌氏《校礼堂文集》中，有多篇文字显示了他对宋、金双方的政治倾向。如《金衍庆宫功臣赞并序》、《书金史太宗纪后》两文，就完全是站在金朝的立场上，对女真君臣极尽溢美之辞，对南宋则屡加贬斥，并为金太宗天会六年（1128）不用宗翰之言，遣师南伐而停止对陕西用兵，坐失灭宋一统之机深感惋惜。[3]凡涉及到宋金和战问题时，凌氏总是一味地主和反战。如宋孝宗隆兴初张浚锐意北伐，遭到丞相史浩阻挠，明张时泰《续资治通鉴纲目广义》因称史浩为南渡大奸，凌氏对此不以为然，认为隆兴北伐之失败不可避免，“幸而金世宗厌兵息战，仅以称侄纳币得免。否则，光尧（高宗）、寿皇（孝宗）不为昏德（徽宗）、重昏（钦宗）之续者几希矣”。[4]其主旨是为主和派史浩辩解。在《读宋史》一文中，凌廷堪甚至有这样的高论：“靖康之时，不幸而用李伯纪（纲）之言，而东都旋亡；绍兴之际，幸而不用胡邦衡（铨）之言，而南渡仅存。”[5]即认为北宋之亡国是李纲坚持抗战的结果，而南宋能够幸存则是因为没有采纳胡铨反对绍兴和议的主张。显而易见，这是在替秦桧翻案。对于元、明两朝，凌廷堪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也极为明显，他慨叹元顺帝不能重用扩廓帖木儿，“遂令明祖坐大而有天下也”。[6]看这口气，分明是偏向元朝的立场。

　　最能明确反映凌氏夷夏正统观念的文献，是他作于乾隆五十年（1785）的一首《学古诗》：

　　史以载治乱，学者资考究。胡为攀麟经，师心失所守。拘拘论正统，脱口即纰缪。拓跋起北方，征诛剪群寇。干戈定中夏，岂曰无授受？蕞尔江介人，弑篡等禽兽。荒淫无一可，反居魏之右。金源有天下，四海尽稽首。世宗三十年，德共汉文懋。南渡小朝廷，北面表臣构。奈何纪宋元，坐令大纲覆？兔园迂老生，永被见闻囿。安得如椽笔，一洗贱儒陋。[7]

　　这首诗意欲全盘颠覆传统的夷夏正统观，凌氏所针对者是在中国史学上极具争议性的两个问题：第一，南北朝正统之辨。自东晋南北朝以来的南北正闰之争，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成为历代士人华夷观念的一种表达方式，而是否承认北魏王朝的国家法统，乃是南北正闰之争的焦点所在。凌廷堪一反前人的夷夏正统观，强调拓跋魏授受有自，力主北朝正统论。第二，宋金正统之争。南宋与女真王朝的正统性之争，自始就是与种族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因此成为元明清时代反复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虽然历来颇多争议，但无非是独尊宋统说和南北朝说两种观点的分歧而已。而凌廷堪则主张独尊金统，他举出宋高宗曾向金朝称臣一事，以否定南宋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凌廷堪的这些诡异论调，大概平日在朋辈间早就有所表露，故就在他写出这首《学古诗》的前一年，阮元为他离开扬州而作的一首送别诗中，对他的正统观已有这样的评价：“读史魏金进，论统晋宋削。”[8]即指凌氏进北魏、金朝于正统而斥东晋、南宋为偏闰，这与《学古诗》的夷夏正统观恰好可以相互印证。阮元与凌廷堪结交于乾隆四十七年，两人很快成为过从甚密的挚友。[9]阮元在这首诗中对凌廷堪表现出十分赞赏的态度，且有“具识无差池，持论少迕遌”之语，似乎表明两人的见解很接近——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因为阮元也是扬州学派的一位重要人物。

　　在凌廷堪为数不多的史论作品中，倒有不少涉及夷夏正统观的内容。看得出来，他所关注的重点主要是汉族政权与异族政权相对峙的历史时期，而他的政治倾向和文化立场则总是偏向异族王朝，难怪乎被钱穆称之为“反民族观念之历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