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影视剧极盛的时代,视觉艺术以其声光色影和感官直觉,从文学作者和读者群中分流了很大的数量。这表明文化生活的丰富性和个人嗜好的选择性的拓展和多样化,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值得警惕的是文学作品日益影视化的负面影响。不少作家在写小说之初,就是以流行的中外电影电视剧为创作的标的,奔着有朝一日将小说改编为影视剧的目标而去,期冀获得经济上的高额回报,或者是将已经拍摄完成的影视剧本敷衍成小说,让那些影视剧的追捧者再做一番回味。其对文学造成的最大的伤害有二:一是只顾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的营构,而严重地忽略文学语言的戛戛生造,只求浅层次、直观性的表情达意,而忘却了对文学语言的自觉追求;二是只注重那些具有视觉和听觉特征、容易将其转化为画面和声音的场景,而忽略了对人性和生活的更具广阔性的精致描写,作品越来越粗疏简陋,作家的语言贫乏化,作家对人性和心灵的关注日渐阙如,文学的本体性因此越来越弱化,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看似老生常谈,但它蕴含着文学的真谛。影视剧以直观形象的艺术手段见长,它可以诉诸人们的视听感官,在短时间内形成很大的观众群,文学则把语言作为自己唯一的工具,同时在更高的层面上,语言的新颖独特,准确传神,以个人的或者集体的文学创作,丰富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表达的能力。因而,文学大师,一定也是语言大师。据专家统计,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共使用了两万个词,在古今作家中居于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托尔斯泰,他拥有1.6万个词汇。道理一目了然,作家的词汇量,就像建筑师的材料库,能够娴熟地选择和运用的词汇越多,越能够变化多姿和准确到位地表述出作家想要传达和抒发的精神世界,也反映出作家对纷纭万状的人性和生活的观察体验的能力。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蒙在一篇文章中说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当时在文坛呼声很高的作家,在描写人物吃饭时,写道“吃得满屋喉咙响”,用以形容饥肠辘辘的知青们狼吞虎咽的情形,令人们惊叹其语言之新奇。但是,这样的句子后来在作家的作品中重复出现。王蒙断言,这位作家的文学创新难以为继。在我自己的阅读经验中,也曾有一位作家,在一部长篇小说中连续的三四页中重复出现“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的字样,让人怀疑他在写作时是否真正投入了心血,是否越写越滑溜,写到后边就忘记前面,或者已经词穷。事实上,这两位作家后来都放弃了小说创作。

　　我们更应该重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自古以来,优秀作家对语言的丰富性和表现力都追求不倦。汉代司马相如的大赋,追求对事物穷形尽相的发现和描述,是一种超级的语言试验,将古代汉语中的大量词汇活化在作品中,几乎可以看做是博物志和词类编,虽然对于效果,人们褒贬不一,但它大大拓展了文学的语言空间。而诗歌从四言诗、五言诗到七言诗,从风谣古体到律绝词曲,都是在探索语言的表现力和艺术性中完成的。明清以降,小说和戏曲以白话为正体,更是在语言的口语化中寻求内在的精神解放。因此产生一类苦吟冥思的作家。唐代诗人卢延让有一首诗就直名为《苦吟》:“莫话诗中事,诗中难更无。吟安一个字,撚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赋易,为著者之乎。”还有以“推敲”著称的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散文家也不遑多让。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感叹:“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曹雪芹的《红楼梦》,被称为时代的百科全书,就文学语言的成就而言,也是空前绝后的,从诗词歌赋曲诔的经典文体,到灯谜楹联乡谣民谚和打油诗,从庄子、老子的名句隽语到《西厢记》《牡丹亭》的精彩唱词,从通俗易懂的《好了歌》,到刘姥姥的“饭前曲”,从黛玉宝钗探春湘云等群芳的诗歌雅集同题竞赛,到薛蟠等浮浪子弟们以悲愁喜乐为题的“女儿词”等,不胜枚举,堪称是文学语言和文体的“大观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