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学术的基本定位和方法论自觉提出了要求。

　　在启蒙与工业革命时代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反映那一时代精神的西方学术成果占据了文明的中心。与此同时，西方资产阶级也在迫使一切民族采用其生产方式、接受其推行的所谓文明，“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种主导世界的力量，为西方中心史观创造了基础，进而催化出按西方社会进化模式形成的历史哲学和价值立场，塑造了一个西方眼中的东方，建构了东方社会的自我认识。例如，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定义了中国传统的停滞性和被动性，而西方力量则充满了活力和发展特征；那种以“传统—近代”和“专制—民主”模式来认识中国的路径，也是基于西方中心史观的扭曲。在诸如此类特定概念的引导下，西方不同时代的学者试图按图索骥地寻求经验论证西方眼中的中国。问题不在于对历史的看法，而在于这种认知的主导权和建构权表现为西方人历史地发现了中国。而这种以先验的所谓学术规范性或预设的西方理论范式所做的“强制阐释”，只能是外在的自我意识遐想，而从一般原则达到历史具体的思想路径则必须面向“中国问题”。

　　文化自觉，是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内在动力，以建构学术体系为目标的自主性活动。文化自觉所体现的自身特质，必然包含方法论自觉，确立起重新发现中国的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马克思曾明确说过，他的著作有一个长处，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理论建构的整体性体现了马克思的方法论自觉。因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在理论架构和历史具体的穿透性解释之间，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确立当然是重要方面，但更容易被忽视的是思想路径和研究路径的辨识，在这里，方法论的反省和自我批判就是学术创新的重要前提。有三个问题必须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