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湘学的兴起、成型是在宋朝，刊印湘学的书籍也开始于这一时期。 

　　湘学的兴起、成型是在宋朝，刊印湘学的书籍也开始于这一时期。

　　胡宏、张栻刊印周敦颐的著作 

　　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之祖，也是湘学的奠基人，但在他去世时，其学说却并不为学界普遍了解和推崇。周敦颐被学界所共知，是与湖湘学人的极力推崇、刊印书籍联系在一起的。据潘兴嗣所撰《周敦颐墓志铭》，周敦颐去世时留下了《太极图》、《易说》、《易通》、《诗》等书，由其家人收藏。又据祁宪《通书后跋》所载，当时的程门弟子侯师圣、高元举、尹和请等手中亦有。

　　据朱熹所说，南宋乾道年间流行的周敦颐著作只有四个本子，即舂陵本、零陵本、长沙本、九江本。其中三个本子均在湖南，可见湘学学者对周敦颐之学的推崇及其传播的贡献。长沙本系湖湘学派宗师胡宏亲自作序推介，他对周敦颐及其《通书》作了极高评价，认为“此一卷书，皆发端以示人者，宜度越诸子，直与《易》、《诗》、《书》、《春秋》、《语》、《孟》同流行乎天下”。

　　胡宏此举又为其弟子张栻所继承。张栻将《太极图说》、《通书》会刻刊行，并亲自作跋，以诠释周敦颐之学的学术旨趣，他说：“嗟乎！自圣学不明，语道者不睹夫大全，卑则割裂而无统，高则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说，不参乎事物之际；而经世之务，仅出乎私意小智之为，岂不可叹哉！惟先生生乎千有余哉之后……文理密察，本末该贯，非阐微极幽，莫能识其指归也。”张栻是以理想范型的“圣学”来阐述濂溪学的意义，他认为儒学的理想范型是性命之道、经世之务与儒者之学的融通，三者割裂则会导致“圣学不明”的严重后果，周敦颐之学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是由于能够实现“文理密察，本末该贯”，即实现道、治、学融通的理想范型。

　　张栻反复诠释儒学及濂溪学的学术旨趣，其实也是在建构湘学学术旨趣。如此，胡宏、张栻刊印周敦颐的著作，就不仅是推崇湖湘学统的历史成就，更是为了继承、弘扬湘学的学术宗旨。

　　胡大时、张栻刊印胡宏遗稿 

　　南宋湖湘学派宗师胡宏的著作，也是最早被湖湘后学刊刻发行，成为湖湘学统的代表著作而在学界广泛流行。胡宏治学严谨，他在世时其著述虽在其子弟中流行，但均未被刊行。胡宏逝世后，胡大时、张栻将其遗稿《知言》及《五峰集》整理、刊行，张栻分别为《知言》、《五峰集》作序。张栻在序中一方面表达了整理、刊行胡宏遗著是希望将其“传之同志”以承传湖湘学统的道脉；另一方面，他对胡宏之学的学术旨趣作了精要的概括，认为其“体用一源，可举而行”，“其言约，其义精，诚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著龟也”。

　　湖湘学子在学习《知言》的同时又推动其重新刊行，“以广其传”，如张栻的弟子吴儆就说：“某受此书（指《知言》）于南轩先生，谨诿诸同志汪伯虞锓木，以广其传。异时吾党之士有文词者……皆知以此道为终身根本之地。”此外，湖湘学者通过刊行湖湘学派宗师的著作，承传了胡宏之学的“体用一源”、“道治一体”的学术旨趣，实现吴儆所说的让湖湘学者群体（“吾党之士”、“同志”）能够终身服膺湖湘学统。尽管张栻“修正”了胡宏关于人性论的部分说法，但是胡、张的学术旨趣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这里仅例举在湖湘学统居于重要地位的周敦颐、胡宏两人。其实，在湘学成型并产生影响的宋代，刻书事业十分发达。其中，涉及湘学代表人物的著作更是备受关注，如南宋淳熙八年潭州州学刻印了贾谊《新书》十卷。南宋乾道九年湖湘学人将零陵旧刻本《柳柳州外集》重刻于郡学，以供湖湘学者学习研究。由于湖湘学统源于二程，由胡安国编、张栻促成的《二程文集》十三卷于南宋乾道时在长沙学宫雕版刊刻，它是《二程文集》的第一个刻本，被称为“长沙本”。此外，湖湘学者胡寅的代表作《致堂读史管见》，亦于南宋嘉定十一年由衡阳郡斋刻版发行。这些书籍的刻印，大大促进了湖湘学统的传承。

　　邓显鹤、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 

　　王船山的学术是晚清湖南的显学，对当时的知识界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故而成为晚清湘学学统的旗帜。王船山之学之所以有如此影响，自然离不开晚清湖湘学人对船山遗书大量刊印、整理。王船山在世时尚不为学界所知，他留下的大量遗著均未刊行。王船山逝世后，他的著作逐渐被湖南学界发现并在湖南陆续刊行。首先，清康熙年间刊行的“湘西草堂本”《王船山先生书集》，是从船山遗著中选取《周易大象解》、《春秋世论》等27种著作。此书刊行以其家族主其事，但是湖湘士大夫给予了大量支持。“湘西草堂本”的船山遗著一出，就受到湖南学界的关注。

　　其次，在清道光年间，随着湖湘学者群体逐渐崛起，整理乡邦文献以弘扬湘学学统的热情不断高涨，湘学学者邓显鹤与欧阳兆熊、邹汉勋等决定重新搜集、整理船山遗著刊行。他们整理、刊行了《周易内传》、《周易外传》等18种著作，总集名《船山遗书》，为“宋遗经书屋版”。但该书藏版在太平军进攻湘潭时被全部焚毁。

　　最后，在清同治年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重新搜集、整理船山遗著，共收入船山著作56种，刻成“金陵节署本”的《船山遗书》。在几代湖湘学人的努力下，王船山的遗著开始在湖湘之地及外省广泛流行，对晚清湘学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邓显鹤、曾国藩费尽心力刊刻船山遗书，是为正在崛起的湖湘学术与湘军政治集团挖掘本土的文化资源。他们弘扬湘学学脉、承传湘学宗旨则是与宋代以来的湘学传统一脉相承的。曾国藩为《船山遗书》作序说：“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曾国藩对王船山学术旨趣的解读，应是与其本来相契合的。尽管两人的身份不同，思想差异甚大，但是将“究民物之同原”的“明体”（道）、“弭世乱于未形”的“达用”（治）与“详考名物、训诂、音韵”的“博文”（学）统一起来，确是他们两人相通的学术旨趣。曾国藩刊印的《船山遗书》对近代湘学的不同派别、学者均产生极大的影响，而这些不同学派的湘学学者的政治思想迥异，但是他们的学术旨趣又相通，即道、治、学的贯通。

　　前面已谈到，学术发展与刻印书籍是相互影响与促进的，这从宋代湖湘学术与湖南刻书的互动即可看出。而到了清代，湘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湘学学者群体崛起于学术文化界，他们购书、读书的愿望强烈，同样，他们写下的大量著作亦推动了湖南刻书的发展繁荣。支撑湖南三个刻书系统（官刻、私刻、坊刻）的均是湖湘士大夫、士绅，并大多有一定的学术水平。无论是官刻、坊刻还是私刻，将湖南先贤、学者的著作刻印出版，均是他们共同的追求。这样一批湘人学人群体，不仅大量刻印湖湘先贤的著作，同时也将同一代学者的著作刻印，从而促进了湘学学统的传承与湘学学术事业的空前繁荣和发展。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