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关键环节之一。一方面，他们维系乡土社区内部秩序；另一方面，他们作为中介联系乡土社区与社区之外的世界。清末以来，随着现代国家化进程的展开，乡绅的制度性崩溃成为中国近代史一个社会事实。

　　进入21世纪，学界在“文化自觉”主题下，开始从多学科角度重新检讨乡绅对于中国社会的价值及其可能蕴藏的当代意义。已有的研究，或从结构功能视角阐发乡绅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或从社会进化论视角在前现代与现代二元对立框架内定位乡绅的意义。笔者“从实求知”，结合3个经验案例与建构论视角，探讨乡绅在当代中国的变体——乡贤的生成逻辑，以及乡贤与家庭、乡村的关系，以期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理论在此维度的社会学思考。

　　乡贤是多元文化圆融者

　　乡贤是本乡人。乡贤在本乡长大，先天持有在地知识，先天持有在地社会网络。云南香格里拉县白地村乡贤和尚礼，生于1950年代。他在白地出生，在白地度过童年，在白地上小学、初中。初中毕业后，他离开白地在外地读师范。师范毕业后他被分配在外地一所小学任教8年。之后，他回到本乡就职于乡文化站，然后当了两届乡长。再后来，他离开白地，在县城任县政协副主席，直到退休回到白地。云南丽江市花音村乡贤和丽元，生于1980年代。他的童年、小学和部分初中在本乡。后来，他被选拔进县歌舞团，离开花音到了县城。2013年，他从歌舞团调动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而他与花音村再次发生密切联系始于2008年。云南丽江市茨满村乡贤和文朝，生于1970年代。他的童年、小学、中学都在本乡。他中学毕业后到外地读大学并留在外地，从事当代艺术评论、策划。他与茨满村再次发生密切联系始于2011年，迄今6年。

　　乡贤是多元文化圆融者。乡贤的多元文化圆融者身份，集中表现为其多种语言能力，包括本乡话及其他更具普遍性的语言。放在外乡大都市，他们的本乡话、本省话不发挥作用，甚至影响他们普通话的标准程度；当他们把自己的主场设置在本乡，他们的语言文化特殊性使他们变得与众不同。

　　乡贤是本乡在地文化艺术活动组织者。文化艺术实践的公共性，使乡贤区别于纯粹商业目的实践者。尚礼自青年时代任职于本乡文化站以来，对本乡本族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一路持续至今。他所展开的相关实践，包括收集整理世传古籍、保护传统建筑、翻译著述、特色文化空间开发等。丽元的本乡在地文化艺术实践，围绕他回本村发起组织的一个乐队，从事本乡传统音乐的发掘、传承与展演。文朝的相关实践，始于他回乡发动本乡人撰写“村民自传”。在此过程中，他受本乡正经历的传统与现代的巨大张力的触动，策划并实施一个题为“过境”的艺术活动，一拨一拨地邀请各地艺术家、学者来访，展开茨满村与他们的对话。这个项目实施迄今已有6年。

　　乡贤拥有广泛的社区外部社会网络。乡贤在乡为绅，在外为现代专业人员，活动在多样性场域。身份多样性与文化艺术实践的公共性一起，决定了乡贤比一般村民拥有更为广泛的社区外部社会网络。尚礼在白地之外的社交面十分广，其中又以文化艺术人士居多。《探寻纳人古迁徙路》后记里，他提名致谢的外乡机构及有识之士有100多个。丽元在花音村之外的社交面也广阔。花音乐队经过多年努力，逐步获得本乡本土的认可，并在外出展演活动中荣获众多奖项。文朝在茨满村外的社交面涉及艺术、学术、媒体、基金会等相关专业人士。

　　乡贤以非农生计谋生。乡贤人在本乡，但主要以非农生计谋生。尚礼靠退休金生活，丽元靠单位工资生活，文朝靠稿酬、项目报酬及其他各种劳务报酬生活。

　　乡贤非本乡行政人员身份。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性制度，政府属刚性结构，乡贤属柔性结构，彼此独立。尚礼在本乡政府任职期间，是行政人员，不是乡贤。他离开本乡在外任职期间，返回白地做文化艺术实践，此时他的作为具有乡贤影子；等到他退休回到白地，在白地从事文化艺术实践，那是纯粹乡贤作为。丽元在花音村的乐队作为、文朝在茨满村实施“村民自传”、“过境”项目，也都是乡贤作为。

　　以上从6个方面定义当代中国乡贤的内涵。其中，本乡人、多元文化圆融者、本乡在地文化艺术活动组织者，是乡贤身份构成的3个绝对要素；社区外广泛社会网络拥有者、非农生计谋生者、非行政人员3个要素，是补充要素，作为在本乡人范围内区隔乡贤身份与非乡贤身份的界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