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研究中，“空间”的缺席较为明显。即便在古典社会学家那里，也只是隐隐约约地出现过关于“空间”的只言片语。主流社会科学对时间（历史）优先考虑的倾向根深蒂固，而空间则被视为一种物理形式、一种固定不变的背景环境，而非构成社会行动的重要因素。这就导致在知识传统上出现了失衡的现象：强调时间（历史）、社会对空间的影响。相比而言，对空间思维的强调及研究通常只出现在某些学科中，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等。对于多数社会学者而言，运用历史思维研究社会现象可能是件信手拈来的事，因此他们更为迷恋传统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并将这种优先逻辑变为一种思维惯性。因此，当代社会学学者有必要平衡空间与时间（历史）这两个维度。

　　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对社会秩序的新的探讨，人们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发生了重要转变：时间（历史）、空间和社会的关系变得和以前有所不同，时空的社会建构意义越来越受到关注。尤其是后现代理论家，他们利用空间的概念和隐喻来探索当前的社会，这种探索即空间转向。空间转向正在扭转长期以来空间思维被忽略的局面，志在结束空间思维从属于历史思维的时代，以使空间研究与时间（历史）研究能够“平起平坐”。诚如苏贾所言，“空间转向标志着所有思想意识和哲学领域一次意义非凡的改变，它将会影响到知识生产的所有方式，这包括了存在论与认识论的争论到理论形式的抽象领域，以及经验分析与实践应用的具象方面”。

　　需要说明的是，空间性、历史性与社会性共同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并没有天然优劣之分。也就是说，其中一种思维视角并不比其他两种更为优越，而是三者保持三角平衡关系。强调空间并非是要逆转而创造空间决定论，但也不能无视空间而过分强调社会历史决定论。时间和空间应当被结合起来考虑，这就要使空间视野与历史视野形成一种新的再平衡状态。

　　“空间与社会”相关研究的展开，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新城市社会学”的发展。列斐伏尔有力地将历史性、空间性和社会性结合在其三维辩证法中。在他的努力之下，空间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径和取向，包括以福柯、布迪厄和吉登斯为代表的后现代社会学对空间的论述，以卡斯特尔、哈维和戈特德纳为代表的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以及以苏贾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人文地理学的空间探索等。

　　时间（历史）与空间是社会的两个永恒量度。社会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构建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传统研究范式的修正。空间社会学是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的接口，“作为明显的社会产物，空间性和时间性对于一切社会互动的构建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社会理论的构建也必定是至关重要的，而并非仅仅是两种附属物或维度”。社会过程透过空间运作，我们所关切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界限，以及其间的社会权力关系等，都镶嵌在一定的空间里。空间为反思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其思考角度、话语概念、理论旨趣都为理解社会、研究社会、反思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维度。空间不仅是一种物质现象，更是产生富有表达力的真知灼见的社会场域。因此，空间视角在中国社会学界的边缘位置需要得到调整和改变。

　　如何理解空间？如何认识空间与社会的关系？空间社会学的论证逻辑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当然，我们也欣喜地发现，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国内各大期刊所刊发的有关空间社会学研究的文章渐渐多了起来。举例来看，景天魁利用空间理论来理解中国的城镇化问题；文军考察了一个小区在拆墙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城市空间生产与再生产中的剥夺、挤压与区隔现象；王刘飞和王毅杰利用空间社会学的解释框架来分析处于教室后排的空间特性在后排学生成为亚群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些研究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空间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释，并愈来愈将空间意识带回到社会学的理论架构之中。

　　但是，目前有关空间社会学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对空间的理解主要由哲学统辖，更多地受到哲学家的关注和讨论，学术语言也过于“哲学化”。如何将这种哲学语言过渡为社会学的学术语言，这是值得重视和探讨的。另外，目前有关空间理论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于前空间转向的实证研究，而空间转向后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除此之外，将空间元理论操作化为具体的测量指标也还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知道，米尔斯设想的“社会学想象力”涉及三个维度，即社会结构、历史及个人生活历程，而“空间”或许能为社会学想象力的拓展提供一个新的维度。这一维度也必然具有较强的学术张力。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