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自提出以来，受到了学术界极大的重视，被认为是理解企业、地区和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极为有用的范式。与此相关的讨论既包括价值链参与度的测算、价值链分工的就业效应，也涵盖了价值链分工下贸易利益的重新分解以及相应的全球价值链治理。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对各国经济外生冲击的传导逐渐进入学术视野，需要廓清的理论问题是，全球价值链是各国遭遇外生冲击的“放大器”，还是“减震器”？其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是什么？价值链分工下各国如何顺势而为，保持经济的平稳有序发展？

　　“生产的全球解构”与“贸易的全球整合”

　　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国际运输能力的提升、贸易自由化的演进，生产过程对于空间距离不再敏感，生产的国际分割不再受束缚，于是形成价值链在不同地理分布、不同生产者主体之间的切割，“全球价值链”由此出现。全球价值链兼具分散化与集聚化双重属性，是产业与贸易的融合，并最终使得“生产的全球解构”与“贸易的全球整合”平行发展。即便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没有阻断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总体进程。但是，全球价值链在各国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各类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存在较大差异。Banga指出，全球增加值有67%是由OECD国家完成的，25%是由新兴市场经济体和“金砖四国”完成的，8%是由其他发展中国家完成的。但是，Gereffi发现，先进工业化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竞争力正在削弱，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在增强，出口增加值在提高。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每个国家仅专注于商品生产中的某几个环节或流程，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涉及的国家越来越多，垂直生产链不断延伸，中间品贸易比重提高，“无国界生产体系”逐步形成。在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下，贸易的主导方式既不是产业间的，也不是产业内的，而是建立在中间产品基础上的“过程贸易”，“所见未必为所得”，传统的总量贸易规模逐渐为贸易增加值所替代，贸易的福利效应不再仅仅局限于进出口额，而是深入到本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具体位置，贸易不平衡将会被重估。与此同时，随着生产的边界变得模糊，以边界为基础的贸易政策带来的扭曲被放大，以寻求国内规制与国际协定之间融合的新一代贸易政策呼之欲出。

　　生产中的互补性增强系统性贸易冲击的敏感度上升

　　经济周期的联动是指，随着各国贸易、投资、人员流动等联系的增加，其在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的表现方面也呈现出趋同性。换言之，繁荣或者衰退在不同国家之间是传递的。全球价值链下，各国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往往是一国从他国进口中间品作为本国生产的投入品，经加工后再出口至第三国，第三国再将其作为投入品进行加工，如此循环往复，直至最终产品出口至最终目的地为止。若其中某个国家的某个环节出现梗阻，就会波及其他国家的其他环节，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全球价值链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全球价值链下各国经济周期的联动性增强。

　　全球价值链下，专业化分工更加精细，每个国家都是生产网络中的节点，各国在生产中的互补性增强，对系统性贸易冲击的敏感度上升。当市场上一种商品的消费需求引起供应链断裂后，位于上游位置的中间产品的进口必然减少，并沿着价值链渐次向中下游企业传递，引起全球生产网络内其他国家厂商的调整，其结果是最终需求环节一次小的变化会在价值链分工中被放大，这就是全球价值链的“乘数机制”和“长鞭效应”。已有研究表明，当双边贸易以水平分工为主导时，贸易的替代效应会大于互补效应，贸易增多会使国际经济的联动性下降；当双边贸易以垂直分工下的价值链贸易为主时，贸易的互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各个国家将面临着共同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的正向效应愈发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