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南方出现了大量来自外地的过冬群体，这类冬来春回的人群被称为“候鸟人群”。随着这一季节性流动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其在暂住地的社会融合问题也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笔者以海南为例谈谈这个群体的社会融合问题。

　　海南候鸟人群数量达45万

　　海南的气候环境和养老休闲产业发展吸引了大量内地老人来海南购房或租房过冬，他们一般从10月到次年4月在海南居住。调研发现，大多数“候鸟人群”为离退休人员，即60岁以上老人。根据2012年海南省政协调研组报告，每年来海南过冬老人在45万以上。据三亚市异地养老老年人协会估计，目前三亚“候鸟”老人达到30万—40万。已有调查数据显示，在海南的候鸟老人中，事业单位退休的占40%，党政机关部队退休的占34%，企业退休的占20%，其他身份为6%。候鸟人群是一个构成复杂的群体，除了年龄相似，他们来自不同地域和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受教育程度和不同文化习惯。总之，这是一个异质性较高的群体。

　　候鸟人群在暂住地的融入程度较低

　　候鸟人群也属于流动人口，但候鸟人群和其他外来流动人口有根本区别。城市外来流动人口主要由青壮年劳动力构成，他们作为生产者参与流入地经济活动，而候鸟老人主要作为消费者参与当地经济活动；城市外来流动人口在经济社会地位上属于弱势群体，而候鸟老人多来自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其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属于优势群体；外来流动人口一般常年居住，而候鸟老人属于季节性迁徙。这些特征差异决定了候鸟老人的社会融合意愿和融合程度不同于外来流动人口。

　　候鸟人群的社会融合是多维度的，在宏观层面，候鸟人群要融入暂住地的城市；在中观层面，要融入暂住地所在社区。社会排斥更多的是针对弱势边缘群体，而候鸟人群属于相对优势群体，其社会融合不是来自制度性障碍，因此其制度性融合程度相对较好。比如已有17个省与海南省建立了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合作关系，这解决了候鸟老人医疗保险上制度性融合。虽然候鸟人群和本地人都有各自的方言，但交流上的语言屏障已经被普通话破解。

　　社会网络、社会参与、心理认同是测量社会融合的重要指标。社会关系的建立主要基于血缘、地缘、业缘、趣缘等，候鸟人群与本地人之间可能主要存在趣缘关系和次级关系。在社会网络上，候鸟人群主要存在于群体内部，其融入本地的程度较弱。在社会参与上，候鸟人群对所居住城市和社区的公共事务参与较少；与本地人混居的候鸟老人社会参与程度可能相对较高，但聚居小区的候鸟老人与当地人存在空间区隔，从而造成某种社会隔离。在心理认同上，季节性迁徙使候鸟人群很难形成归属感。

　　候鸟人群在当地主要以两种形式居住：一是聚集在没有或很少有当地人的小区，二是分散混居在当地居民小区，前者多为购房，后者多为租房。候鸟人群的涌入，对当地社会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据报道，三亚市儋州村社区户籍人口9000多人，常住人口1.3万，但一到冬天，候鸟老人的到来使该社区人口规模飙升到4万左右。在同一个空间内，人口密度和人口结构以极其短暂时间发生剧变，所造成的影响相当大。冬天，该社区的人口密度提高了3倍，而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例由10%上升到70%。人口密度和人口结构瞬间剧变所带来的社会压力直接反映在两个不同群体的冲突上。同时，高密度外来候鸟人群会带来高频率的互动机会，从而也相应地提高了这些不同文化背景个体之间冲突的概率。潮汐式人口急剧变动对公共产品供给、公共管理均带来巨大挑战，常设的机构、工作人员、设施设备会在两种状态间转换。候鸟人群涌入后，改变了当地商品服务供需关系，进而造成物价上涨；公共交通、医院等公共资源成为竞争性产品，影响了本地人的正常生活秩序。因此，受到影响的本地人将矛头指向候鸟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