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时期是继汉武帝之后西汉乐府发展的又一兴盛期，其发展与昭宣时期政局演变息息相关。

　　汉宣帝继位纯属偶然。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的巫蛊之祸，使戾太子刘据一脉除宣帝当时尚在襁褓中“坐收系郡邸狱”（《汉书·宣帝纪》）外，均自杀或被杀。然而，昭帝崩而无子，刘贺以淫乱被废，霍光在权衡之下拥立宣帝。但当时有资格嗣承昭帝的至少还有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之子。所以，霍光以昭帝孙辈的宣帝来嗣承昭帝，从伦理上难以解释得通。在政局演变中侥幸胜出的宣帝也就面临着解释其继位合法性的问题。

　　乐府活动继承“润色鸿业”精神

　　出于解释即位正统身份的需要，尽管昭帝时期盐铁会议之后朝野尚蔓延着“过武”情绪，宣帝仍然在霍光支持下诏令为武帝厘定庙号、庙乐，由此拉开了他统治时期的乐府活动的序幕，使昭帝时期一度沉寂的乐府活动开始复兴。首先是“尊孝武庙为世宗，行所巡狩郡国皆立庙”，并以《盛德》《文始》《五行》为祭祀武帝的专用乐舞，以确立“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统兴”的地位。其次是为戾太子夫妇、史皇孙夫妇、卫后置园邑，进一步脱去宣帝“罪人之孙”的不利身份。在置园祭祀时，必然会使用乐舞。这有《汉书·外戚传》颜师古注为证：“（卫后）葬在杜门外大道东，以倡优杂伎千人乐其园，故号千人聚。其地在今长安城内金城坊西北隅是。”

　　宣帝亲政后，在社会经济恢复、政权独掌的情况下，“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齐祠之礼，颇作诗歌”（《汉书·郊祀志》），进而将西汉乐府活动与歌诗创作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在修政固权的要求下，宣帝时期的乐府活动继承了武帝时期“润色鸿业”的精神，在乐府的职能与歌诗的内容和艺术方面，都深受武帝时期乐府与歌诗的影响。

　　这时期的乐府职能，由宣帝亲政前限于宗庙祭祀，转化为侧重郊祀，注意借歌颂祥瑞神化宣帝统治。郊祀活动方面，除继承武帝时期郊泰畤、祠后土等仪式，宣帝还于神爵元年（前61年）下令修江海之祀，使“五岳、四渎皆有常礼”（《汉书·郊祀志》），并派使者持节侍祠。这是借完善郊祀礼昭告皇权之神圣不容僭越。借歌颂祥瑞神化统治方面，宣帝元康元年《凤凰集甘露降诏》、元康四年《神爵集宫苑》、神爵元年《改元神爵诏》、五凤三年《凤凰集诏》等，都是诏称祥瑞或改元，或赦天下。班固《两都赋序》“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即指宣帝时因祥瑞而改元之事。受此影响，乐府也开展了歌颂祥瑞的乐舞活动。

　　宣帝时期乐府活动“润色鸿业”不仅与宣帝诏令引导有关，也与乐府文人的创作追求有关。王褒《四子讲德论》就突出表明了“润色鸿业”的必要性。此论通过解释其《中和》《乐职》《宣布》三首诗的创作缘起，声称：“夫世衰道微，伪臣虚称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伤乎王道。”（《文选》卷五一）持此观念，王褒还创作了《碧鸡颂》等颂德之歌。《鼓吹铙歌·上陵》也通过歌颂神雀、白雁和芝生铜池等祥瑞出现，描述了一幅太平盛世图景，表达了对宣帝政治的赞美。

　　宣帝时期乐府，还继承了武帝时期以助朝会燕飨、和睦四邻的职能。如在匈奴单于来朝时承担朝觐仪式的表演活动，在宣帝于平乐观接待各国君长、使者时负责歌舞百戏等表演。今存表现这方面内容的乐府歌诗有《汉铙歌十八曲·远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