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沈从文研究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先后出现三轮热潮，其间从根本上发挥了推动作用的“事件”依次是：198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史》进入大陆学界；2002年《沈从文全集》的出版以及由此引起的沈从文佚作发现的高潮；2006年以降，王德威开始在“抒情传统”的知识框架与价值标准中讨论沈从文的意义。

　　具体而言，沈从文在关于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中重新“归队”，进而开启了晚近三十年间的沈从文研究；而文献工作提供的基础不仅使得沈从文的经典形象与本来面目日渐清晰，同时也为关于他的一系列新的论题与论域的打开准备了条件——例如1920年代的沈从文、1940年代的沈从文以及“沈从文的后半生”，都是在此前相当长的时期内未曾被批评界与研究界关注的对象与问题。在视野打开、材料具备之后，自然也就对认识与把握沈从文的方式、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最大程度上冲击与调整了既有的评价标准，并且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是以王德威为代表的一批海外学人建构起来的一套适用于观照现代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论述。而沈从文正是支撑这一论述的重要资源与主要范式。

　　根据同样高度关注“抒情传统”问题的陈国球的观点，“抒情传统”论述在中国渊源有自，从理论资源的角度讲，可以追溯到先秦中国文学的源头；而就学术层面说，在1960年代就已经滥觞。不过，“长时间以来中文学界的‘抒情传统’论述都以古典文学为重心”，是王德威“意识到现代文学中‘抒情’的大用”，从而将这套话语引入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分析。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或许事实上并非王德威拓展了“抒情传统”论述的适用范围，因为如此立论的前提乃是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存在一种从古至今一以贯之的“抒情”观念及其实践形式。但王德威的意义可能恰是基于他所理解的现代文学的立场与逻辑，重构了一种“抒情”意识，其展开方式更接近于霍布斯鲍姆所谓的“传统的发明”。

　　是故，在长文《“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中，尽管王德威将沈从文、陈世骧与普实克的资源三峰并峙，但这恐怕更多是出于自己的学术位置感而展示的论述策略。而文章的正文部分，也正是从“1961年夏天，沈从文写下《抽象的抒情》”写起的。所以，沈从文在“抒情传统”论述中的位置，也就成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他为何以及如何“抒情”？他的“抒情”为何以及如何有效？

　　王德威最早的沈从文专论，是他在英文著作《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中，对于沈从文代表的“抒情”的“写实主义”面向进行的考察。根据自述，在面对沈从文时，他试图处理的问题是，“在穷尽客体物象后，写实叙事是否仍有安顿主体想象——尤其是抒情主体想象——的余地”。在他看来，“沈从文的作品不但建构‘原乡’的空间，也同时颠覆这一空间”，“在沈从文的原乡写作尽头，是对历史暴力的感喟，对‘抒情’作为一种救赎形式的召唤”。在《批判的抒情——沈从文小说中现实的界域》与《想象的乡愁——沈从文与乡土小说》两章中展开的这些讨论，无疑已经为他在日后建构“抒情现代性”方案包孕了契机。而这一“破”一“立”的纽带，正是沈从文。经由王德威的阐释，文学与历史的辩证，便集中在了沈从文的作品与遭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