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者为了克服文学疆域化弊端，提出了“辟文学”概念。辟文学是当代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新动向，将促使文学学科理论研究走向化感通变的新天地。

　　中国现代的文学观念，深受西方19世纪初流行的文学观念的影响。19世纪初，在浪漫主义对诗人的角色功能有了全新认识的情况下，西方“literature”观念从文字著述的宽泛涵义向“应用于声称在形式美或情感效果领域思索的写作”的涵义转变，文学的内涵更为具体，外延更为明确。这种通过排他机制确定属性、划定学科对象的建构方式是现代思维方式的体现。近代中国学者挪用了西方现代“literature”观念和学科建构的思维方式，通过重新分配传统经史子集典籍而为审美性的文学观念划定了学科对象，确定了学科领域。可以说，现代文学观念的建构，与其学科领域的自我设定是相辅相成的，文学观念确定了哪些对象可以指称为文学，文学对象又为文学观念的确立提供了支撑。

　　随着文学观念从典籍到“富有‘审美性’、‘想象性’、‘情感性’作品”的不断丰富，文学外延的边界也在不断收缩。20世纪初，中国近现代的文学史家在接受西方现代文学观念时，还在为如何从传统文化典籍中确认文学对象而苦恼。郑振铎曾就文学的边界问题说过：“惟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界限极严而隐。有许多奏议、书启是文学，有许多奏议、书启便不能算是文学。所以要定中国文学的范围，非靠研究者有极精确的文学观念不可。”借助西方文学观念，很难在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中为文学划出明确的边界。即使移用西方有关文学属性的论述，传统的一些典籍也难以清楚地界定为“文学”或“非文学”。它们往往具有跨界特征，既可以是文学，也可以是非文学。由此，郑振铎说：“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界限极严而隐。”

　　1931年，胡怀琛在写中国文学史时认定，文学概念已经形成了定例，无须再行讨论。在他看来，接受了审美性的文学观念，何为文学、何为非文学的文学对象问题也就无须再行讨论。文学属性既然已成惯例，文学对象当然服膺于属性而随之确定。文学因此从传统的“文”、“学”观念和作为文化典籍的文学观念中独立出来，划定学科边界而成为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中的重要成员。

　　现代的文学观念与现代文学的发展相互推进。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学观念，促使中国现代文人有意识地从事审美性作品写作，逐渐形成了小说、诗歌、散文、戏曲四大体裁的文学作品群，这些作品又不断强化人们对文学观念的认识。郑振铎认为现代文学观念分配传统文化典籍所遇到的问题，在现代文学这里不再存在，因为现代文学作品体现了现代文学观念，文学的属性要求限定了文学的边界。文学从“什么都可以装进去的”典籍概念，转换为圈定了边界的仅包含部分文本的概念，胡怀琛因此才说文学概念已经无须讨论。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纯文学”概念则追求更为狭窄的文学界域。蔡翔认为，“在80年代，曾经流传过一个著名的比喻：意思是文学这驾马车承载了太多的东西，现在应该把那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从马车上卸下来”。从文学这驾马车上不断卸载东西下来，就是从文学边界不断排除所谓非文学的东西，这是一种更为自觉的文学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