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青年作家肖江虹创作的《百鸟朝凤》，其可贵之处是把一种向来作为背景或象征、居于辅助地位的文化事象提升到文化主角位置，来反思现代社会进程中对传统的消解问题。唢呐在以前的文学叙事中，只是从属者、文化配角或象征符号。《百鸟朝凤》的创作在价值取向上发生了逆转。

　　唢呐是一种被民族化的古典器乐，以其高亢、粗粝而激越的音律，在宫廷乐礼和戏剧表演中，承载各类朝会、祭典、宴飨等重大仪式功能；在民间社会，依附于婚丧嫁娶、节庆娱乐和迎神祈愿等重要民俗事象，成为各种情境中不可或缺的礼俗符号。唢呐不同曲目、规模、吹奏方式与礼俗活动类型、性质、过程、民俗情感之间形成复杂的对应关系。21世纪以来，民间唢呐重新复苏，在演绎礼俗、喧闹乡里、塑造民风、滋润民情、延续文化血脉、完善人生礼俗等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百鸟朝凤》从一个唢呐乐手成长变迁的文化视角，叙述了从拜师学习、礼俗表演到遭遇碰撞、最终放弃的唢呐人生之路。其中有两个亮点：一是对吹奏《百鸟朝凤》的期盼、追求和无奈；二是严肃而有礼的拜师授徒和随意的乐班解体。交错其中的，是老一辈艺人奏乐与闻乐之间的灵犀相通、徒弟忘却乐调之后的悲怆、乐手手指的致命残缺、新乐队临场的冲突和商业浸染下的畸形膨胀等情节单元。《百鸟朝凤》正是在此文化境遇中蕴含对传统民间音乐艺术的关切和思考。因此，《百鸟朝凤》与其说营构的是一个民间艺人人生和乐班的兴衰史，不如说是一支唢呐的命运史。

　　然而，在《百鸟朝凤》的背后，文化容量单一，文化语境模糊，所以无论从“非遗”传承角度还是文化人生命运角度进行认知，文本的创作似乎都留下一份缺憾。唢呐作为民间礼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应被放置在浓郁、丰厚、真切的乡间风俗画中进行动态呈现。《百鸟朝凤》缺乏了真实而完整的唢呐文化血脉、风俗语境和浑厚的社会关联。《百鸟朝凤》中对师承习俗展示（“传声”）和老一代艺人唢呐情结（“大哀之乐”）的描摹至为精彩，也以地理布局方式关涉到一些民俗符号（五行、四象），但没能构建层次感，使单一的人物活动线条没有深度契合在民俗生活的复杂筋脉和骨髓里，人的艺术人生被淡化了归依感，唢呐的文化品格也便浮现在故事之外了。

　　唢呐是以物质形态承载传统乐礼文化的精神，唢呐是草原民族文化的传播，但在西北大漠、黄土高坡，在西南干栏火塘、丘陵河谷，东北的高粱花里和江南的荷花映照下，不同区域环境下的生成、形态、表演方式、曲目与接受心理等，呈现出不同文化模式，也反映出不同群体人格差异。文学创作可能会模糊背景，但书写文化的文学，若淡化或模糊背景势必取消了文化感、浑朴感与血脉感。没有特定语境，空间层次恍惚，地域群体人格指向不明，深度价值投射不足。这些都是《百鸟朝凤》创作所忽视的。

　　在一般作家的文学场域中，“人”的中心观念根深蒂固，美感与形象的壁垒化结构明显，而如何将人与文化统合为生命机体的文学塑造有待尝试，肖江虹的出发点和终极价值之间的反差在所难免。他认为现代乡间社会“最触目惊心的还是人心的荒漠和人伦的失衡”，所以 “必须深入到乡村真正的内部世界，把人性和人心的疲惫、无奈、伤痛甚至疯狂写出来”。这是他的出发点，所以，《百鸟朝凤》完成了一个唢呐人生的精彩叙述，却没有真实展现作为传统礼俗的唢呐文化的生命之路，也就情在理中。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