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其影响深远的《现代性的隐忧》中提出了“本真性伦理”，作为对当代个体本位文化的一种反思和伦理回应。这一前沿理念已得到广泛关注，但学界关于这一理念的背景和逻辑脉络尚缺乏清晰的理解。

　　对自恋文化的伦理回应

　　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恋（narcissism）这一源于古希腊神话中那喀索斯的症候，逐渐成为欧美文化的典型特质。这一文化特质被视为西方盛行的个人主义加以浓缩的结果。当代学者中，布鲁姆（A. Bloom）、贝尔（D. Bell）、拉什（C. Lasch）、利波维茨基（G. Lipovetsky）以及桑内特（R. Sennett）分别从心理学或文化视角对自恋做了各种不同描绘：贝尔认为资本主义深陷享乐主义；拉什则看到活命文化的肆虐，这种活命主义（survivalism）使人们掏空了勇气和意志力，失去了历史延续性，不再有值得以死相趋的英雄精神，也不再有超越先辈为后辈谋福祉的长远承诺，有的只是苟活于世的平庸；桑内特看到自恋导致公共生活的衰退以及亲密关系的暴政；而利波维茨基则将自恋乐观地视为负责任的自我管理。这些观点背后的共性是都看到了自恋文化对人们的改变——专注于自我，缺乏与他人的联络，生活意义贫乏，缺乏更为宽广的视野和英雄化的意志。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人们在寻求一种“渺小和粗鄙的快乐”，而尼采则用“最后的人”形容人们只寻求“可怜的舒适”。

　　在已有探究中，多数是考察社会变革与自恋的关联：比如，考察城市化与工业资本主义、世俗化、现代性进步理想的破灭或者工具理性是如何导致自恋的。但泰勒认为，尽管自恋文化的确与时代特质、社会变革相关，但是过于强调这种因果关系会忽略个体能动性以及引领个体信念、行为的道德理想自身的内在力量。泰勒尤其针对自恋文化的悲观主义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他认为个体自恋背后隐藏着人们一直以来苦苦追寻和珍视的关于个体自主性和自我实现的道德理想，这种道德理想相关于，何种生活是一种较好的或值得欲求的选择。尽管这种理想很容易被歪曲为自我关注，但它固有的目标和要求也会形成牵制社会颓废的力量。故此，理解当代文化就需要先理解这一道德理想。

　　正是在回应上述文化诊断基础上，泰勒借用特里林（L. Trilling）《真诚与本真性》中“本真性”（authenticity）概念去考察自恋背后的道德理念及其可能的歪曲。详细阐述泰勒本真性伦理的逻辑脉络，不仅有助于拓展对当代个人主义自恋文化的理解，也有助于理解“什么样的生活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