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洪大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范叶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基于ISSP2010和CGSS2010数据，本文就世界31个国家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和行为表现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得到比较广泛的认知，但是它远远没有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议题。公众对于气候变化成因及其影响的了解比较有限，公众行为呈现出积极取向，但是行为的自觉性依然不容乐观。各国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和行为调整存在差别，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和行为调整都是比较有限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研究以及相关的政策行动，应更加关注气候变化的社会事实面相，充分理解气候变化之社会反应的差异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复杂性。

　　【关 键 词】气候变化；气候政策；国际比较；中国

　　引言

　　参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定义，气候变化是指“除在类似时期内所观测的气候的自然变异之外，由于直接或间接的人类活动改变了地球大气的组成而造成的气候变化”。①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关注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及其人为影响因素。1979年主要由科学家参加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宣言明确指出：如果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仍然不断增加，则气温的上升到20世纪末会达到可测的程度，到21世纪中叶将会出现显著的增温现象。1988年11月，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其任务是评估气候与气候变化科学知识的现状，分析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潜在影响，并提出减缓、适应气候变化的可能对策。IPCC成立后，先后组织了世界范围内的数千名专家，完成了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其中第四次评估报告在2007年完成。该报告认为全球气候系统的变暖趋势是毋庸置疑的，这可以从全球平均气温和海温升高、大范围积雪和冰融化、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的观测数据中看出。工业化以来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是造成这一显著变暖趋势的主要原因。②

　　从大量的媒体报道和研究著作来看，气候变化由于其可能产生的和无法预计的广泛影响，似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广为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国推进生态现代化、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背景。联合国在1992年发起制定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后续又制定了“京都议定书”(1998年)、“巴厘岛行动计划(2007年)”等重要文件。目前，世界上已有190多个国家批准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56个国家和地区批准了《京都议定书》。中国政府除了批准这两个重要文件之外，还在2007年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并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自2008年始，中国政府连续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国家报告。

　　在联合国以及中国政府的文件中，除了对政府和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的作用予以强调之外，也都高度关注提升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促进公众参与。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条第1款第(i)项要求所有缔约方“促进和合作进行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教育、培训和提高公众意识的工作，并鼓励人们对这个过程最广泛参与，包括鼓励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第六条又规定了各缔约国从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进行公众气候变化意识相关教育和培训的六个方面。③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中，也将提高公众意识与管理水平作为四个子目标之一：“通过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加强气候变化方面的宣传、教育和培训、鼓励公众参与等措施，到2010年，力争基本普及气候变化方面的相关知识，提高全社会的意识，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④。2012年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继续明确：“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引导全民广泛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营造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社会氛围”⑤是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公众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和参与，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气候变化最终与每个人的利益直接相关，公众有权获得更加充分、准确的信息；二是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和评价，从另外的层面呈现出气候变化的“客观性”，即其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事实”，是一个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三是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必要认知和积极应对，不仅有助于直接促进问题的解决，而且为解决问题的各项制度与政策的落实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鉴于此，本文试图基于权威的跨国调查数据，就一些国家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和行为倾向进行国际比较，从技术之外的层面揭示气候变化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基本属性，以便促进读者对于气候变化议题的更加全面的了解和更为深入的思考。

　　一、研究问题和数据来源

　　20世纪90年代，一些国家的全国性调查(如美国的盖洛普民意调查、1993年美国社会综合调查)和大型的跨国调查(如星球健康调查、1993年和2000年的国际社会调查)中开始涉及气候变化议题，有一些项目专门询问受访者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评价以及气候变化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一些学者基于这些调查数据，围绕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和行动进行了初步研究，议题涉及公众气候变化认知和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的国际比较、气候变化的信息传播、否认气候变化的主张及其原因等方面。研究表明：公众气候变化认知和行动意愿存在区域和国别差异，但是国家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差异⑥；公众气候变化认知依赖于媒体的信息传播⑦；随着气候科学和政治情境的不断发展，气候变化的真实性、人为性及严重性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世界范围内右倾的智库、科学家、政治家和媒体是否认和反对气候变化的主体。⑧这些研究和发现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气候变化问题，也是本研究的一个基础。但是它们没有机会利用最新数据，特别是将中国纳入比较视野，同时在对数据发现的理论意义分析方面也还有拓展空间。另外，少数研究虽然涉及中国⑨，但是无论就调查范围、样本数量，还是抽样的科学性而言，其数据基础都还存在很大不足。

　　相较之下，由于缺乏大规模的科学的社会调查数据，国内学者关于公众气候变化认知和行为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基于小范围的调查研究。⑩例如，周景博等在宁夏银川市采用立意抽样方法对45名政府工作人员和86名公众进行问卷调查，核心研究问题是从政府部门和公众两个层次出发，讨论和比较他们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与适应措施的评价。(11)目前可以查阅到的较大范围的调查是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于2009年8～9月完成的。该调查选取了全国7大城市和7个小城镇及其周边农村地区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发布了初步的分析结果。(12)严格来讲，这次调查也不是全国范围内的科学的随机抽样，而且没有进行国际比较。

　　本研究主要是一项描述性研究。我们想着重分析的问题是：世界各国公众在气候变化认知和行为倾向上的总体特征是什么？各国之间又有何差异以及可能的原因是什么？研究发现具有什么样的理论意义和政策启示？

　　使得本研究成为可能的是两项最新的权威社会调查：一是2010年国际社会调查(ISSP2010)，二是2010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国际社会调查项目在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合作调查机构，自1993年开始，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三次以环境为主题的调查。2010年调查在1993年、2000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调查国家的数量和关于气候变化认知的一些项目，部分国家的调查数据已于2012年开始在ISSP官网上发布。(13)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自2003年开始，是国内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目的是通过定期、系统地收集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数据，总结社会变迁的长期趋势，探讨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社会议题，推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开放性与共享性，为政府政策决策与国际比较研究提供数据资料。

　　CGSS第二期(2010～2019)的抽样设计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其调查范围覆盖了中国内地全部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不包括港澳台)，调查对象为16岁以上的居民，在城乡地区都有进行样本的随机收集。CGSS2010纳入了ISSP2010的全部环境项目，并与ISSP同步实施，在此意义上它是ISSP2010的一个组成部分。调查问卷中包含了与环境模块并列的3个模块，调查员通过随机数来决定是否提问环境模块。该项调查的最终有效样本量为11785个，应答率为71.32％，其中环境模块的样本量为3716个。

　　本研究还申请了2012年8月28日发布的ISSP2010数据，该数据覆盖了30个国家：阿根廷、奥地利、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德国、英国、以色列、日本、韩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墨西哥、新西兰、挪威、菲律宾、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和美国@。调查对象为16岁以上的各国公众，在各国乡村地区和城镇地区均进行了样本的随机收集(以多阶层概率抽样为主)。各国的样本量均在1000～3000个之间，30个国家的总样本为41848个。依据2010年世界银行以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GNI)对各国收入水平的相关分类，我们将ISSP2010数据中的30个国家划分为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两类，前者包括10个国家(15)，后者包括其余的20个国家。为了更加直观地进行国际比较，我们将中国单独作为一个国家类别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