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社会协同型传播的建构面临强势主体垄断乡村社会的话语权、农民传播呈碎片化状态、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短缺等诸多困境；建构协同型传播一方面需要基层政府从全能型向有限型转化，以打破其对乡村社会的垄断，另一方面需要强化村民的主体意识、重构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以提升农民的博弈能力；协同型传播的具体建构路径是重建乡村公共空间为村民参与提供舞台，建立文本化的传播机制，持续开展重复博弈等。

　　关键词：乡村善治 协同型传播 困境 路径

　　所谓善治(good governance)是指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①。作为传播学领域对乡村善治的回应，本人提出以建构农民制度化参与平台为主旨的“协同型传播”②的概念，并指出，协同型传播是“合作性政治”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传播实践，是基层政府、乡村精英及村民等治理主体站在整体利益的立场上，尊重对方的利益诉求，沟通自己的观点，平等对话，推动和谐合作的一种传播行为。传播主体的多元性、传播关系的平等性、传播行为的“对话性”构成了协同型传播概念的三个维度。协同型传播具有增进相互信任、扩大认同单位、推动制衡、促进合作等乡村治理功能。不过，在现实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中，协同型传播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面临诸多困境，需要依赖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本文拟就上述方面对“协同型传播”这一概念做进一步思考。

　　协同型传播建构的现实困境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乡村社会采取权力强制与灌输动员的管制手段，建构以“平等对话”为根本特征的协同型传播面临如下几个方面的困境。

　　1.强势主体垄断了乡村话语权

　　乡村治理强势主体一直以来垄断了乡村社会的传播话语权。传统社会，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极其微弱，地方乡绅利用其中介地位和对信息的掌控“欺上压下”，乡村事务基本是乡绅说了算，村民仅仅是“沉默的大多数”。新中国成立后，公社体制下国家对乡村社会全面地渗透，“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牺牲了农民的活力，中央政府借助权力触角，运用有线广播、群众大会、标语口号等组织传播手段对农民及乡村精英开展强制性传播。改革开放特别是税费改革后，国家正式权力逐步退出乡村，但基层政府与乡村精英“共谋”仍旧控制了乡村社会的话语权，形成了协同型传播建构的天然屏障。

　　强势主体垄断乡村话语权是传统公共行政的必然结果。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代表人物查尔斯·J. 福克斯和休·T. 米勒认为，传统公共行政是一个缺乏沟通、只是由行政机关官僚独享话语霸权的封闭体系。在该体系内部，公共政策的达成基本上是官僚们自说自话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自上而下的指示、指令必须逐级执行，不容许任何讨价还价，更不容许提出怀疑和表示异议；在体系外部，政府及其官僚垄断了话语霸权，“他们用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符号取代它们源自的‘现实’，并且构成社会所共享的惟一的文化，公民基本上被这种话语所支配”③。当前我国乡村社会，基层政府以追求地方可支配财政收入增长、完成上级制定的指标为主要目标，他们受自我利益驱动最大程度汲取公共资源，在此过程中与乡村精英“合谋”，动用强制或“蒙骗”甚至“越轨违规”手段侵占村民的利益。显然，在没有内部、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及其“代理人”倾向于利用村民“一盘散沙”的特点，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达成自己的目标，对与村民开展平等“对话”、共同协商、分享利益的协同型传播持反感和拒绝的态度。

　　2.农民传播呈碎片化状态

　　与相对强势的国家传播和精英传播相比，农民传播则呈现出典型的碎片化状态，在面临国家权力和公共权力侵害时，难以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对话力量，这是制约协同型传播开展的直接原因。

　　农民传播碎片化的表现之一是表达内容的“零碎”性。通常情况下，农民对乡村事务都处于失语状态，这是由农民受自身经济地位低下、素质能力不足及被压制发言权的传统所决定的。农民利益表达需要通过政治参与方式来实现，而政治参与必须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而且社会和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也趋向于赋予政治参与更高的价值。”④我国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具有较强的封闭意识和小农意识，对自己的利益缺乏明确的认识，对国家政策和法律了解不深，对现有的利益表达渠道和程序缺乏足够的理解。农民在乡村事务中的日常传播通常表现为人前背后的“闲言碎语”，零散的“闲话”尽管可以发挥一定的舆论监督作用，但由于缺乏对别人的尊重，容易导致议论者和被议论者之间的矛盾，不利于建立良性乡村秩序。

　　农民传播碎片化表现之二是表达主体的个体化。当前农民缺乏一个能整合其利益需求的组织。农村现有的组织有两种类型，基层行政权力结构和松散的小群体组织。前者属村治的范畴，拥有政治属性的意味，类似戴维·米勒所说的“工具性联合体”，这个联合体的运行基于行政权力的赋予和科层的建立，是体制内权力控制下的稳定形态，实质上受基层政府和乡村精英控制。后者则包括宗族、宗教小团体、文化团体等等，由于村庄社区正在“陌生化”，人际关系的纽带极为松弛，社区关联性大大降低，这些团体难以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组织”。村庄人心涣散、资源分散、文化乏味、集体感和凝聚力的弱化，使得农村社区越来越失去向心力和“社会向心空间”。随着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和农村人口流动带来的组织传播变革，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村组干部权威下降，原有的宗族势力和亲缘社群凝聚力不再。所以真正能代表农民利益的小群体组织在大部分乡村都处于幼稚状态，农民的传播行为往往只能表现为个体行为。

　　3.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短缺

　　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⑤社会资本作为嵌入于社区治理网络并能提升社区治理绩效的资源，是社区治理主体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开展经常性活动的互动中所形成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信任和期望。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的核心是基层政府、精英和农民相互之间的信任，信任是实现协同型传播和开展多元主体合作的基础，没有信任就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治理，更难以形成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的协同型传播。社会资本短缺是协同型传播建构的环境制约因素。

　　自20世纪80年代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以来，乡村治理中“两委”矛盾、乡村矛盾、官民矛盾等日益严重。特别关键的是，各基层政府因为追求经济发展的需要，自身运作表现出愈益具有营利性特征，即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获利为目的，并通过获利来体现其价值。因此，个别地方治理的过程也往往变成对资本和资源的权力化经营过程，产生与民争利的现象。由此积压社会矛盾，引发群众不满，基层政府及乡村精英与村民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乡党委政府、乡村精英在村民中的威信很低，乡村政治关系正“趋向不信任、不和谐”⑥。干群之间、村民之间缺乏基于相互认同而形成的基本的信任、团结与合作，在村级治理活动中，更多的是猜测、质疑甚至暴力。另外，长期大一统强制政治文化的影响，农民制度性参与被压制，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现象普遍，严重破坏现行的乡政村治、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的绩效⑦。乡村社会是一个“民气不顺”、普遍“焦虑”、精英与民众相互提防的社会情境，这与“心平气和”、平等理性的协同型传播是格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