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盈盈，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身体社会学、性社会学。

　　【内容提要】本文反思性地分析“社会性别”作为一个范畴在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指出其缺乏连贯的理论积累，也缺乏其最初生成的社会运动背景。相比于gender概念与女权主义理论的丰富内涵及其批判性，我国的“社会性别”知识生产在取得众多成果的同时，其具体的研究与应用却在整体上呈现出不容忽视的局限性：在研究对象上对于男女二元认识的强化；在研究内容上对于身体、性、欲望等内容的忽视，在立场上的反性特点；分析策略上的唯性别政治。这些局限性不仅限制了理论的发展，也难以把握中国社会日益复杂多变的性/别局面。这些局限性与知识生产者本身的特点及所处的社会历史情境密切相关。本文认为，更为多元的性别理论的“在场”(不仅仅是翻译，而是包括相关讨论、应用及理论发展)以及更具历史性、分析性、批判性的性别理论与概念框架，对于丰富中国的社会性别知识生产意义重大。

　　【关 键 词】社会性别；性别政治；性；知识生产

　　一、问题及背景

　　Gender①作为一个重要概念与理论体系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西方女权运动中。投身于女权运动的学者们在社会上向男女不平等的各种现实展开挑战。同时，在整个西方学术界反思西方知识体系的大背景下，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中，女权主义学者也开始运用gender这个概念挑战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性别不平等权力关系以及女性被忽略的现象。Gender概念的出现与理论的发展在西方有两个重要的基础：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以及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积累(比如心理学的发展与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当然也包括运动与理论之间的联系与对话以及女性主义内部各流派之间的传承与争论。可是这两个基础在中国都是欠缺的，这种欠缺注定gender在中国的知识生产会有不一样的境遇。

　　社会性别，作为gender最为常见的中文翻译，是个有着丰富内涵与重要意义的舶来品。它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被使用，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促使“社会性别主流化”成为一个重要的口号，也使妇女研究及“社会性别”逐步理论化。学界曾就gender一词的中文翻译，gender所对应的全球语境(更确切地说是西方语境)与“社会性别”所涵涉的中国本土问题进行过争论②；也尝试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社会性别这些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③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处的整体情境一样，舶来的“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应用与西方语境分不开(或者直接翻译，或者讨论其与中国本土之间的关联)，或借鉴相关概念对中国的某些性别现象进行研究，对中国的男权社会进行批判。

　　近年来，有关“社会性别”的话语及成果一方面体现在应用性方面，比如在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发展艾滋病项目中社会性别敏感性与主流化的培训；在研究与知识层面上，首先体现在有选择性地介绍、翻译了一批重要的欧美社会性别理论及社会性别方法论④，很多前沿的新主张，比如强调性别的重要性、女性的主体性、知识主体的情感性和知识的情境化等⑤对于中国的学术界来说意义重大；其次是80年代以来妇女学的兴起及90年代以来以中国社会为情境的本土社会性别研究⑥。后者集中在以下方面：(1)对妇女历史的重构；(2)对造成女性从属地位的以男权为中心的政治与文化根源的探讨；(3)对当代中国妇女地位变化的研究，侧重教育、就业、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社会地位，以及家庭地位与劳动分工；(4)对文学作品、传媒中的女性形象被客体化的批判；(5)对某些女性群体的生存状况与权益保障的研究与呼吁，尤其以打工妹人群为重点；(6)对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骚扰等话题的关注。⑦这些研究呈现出来的整体特点是：从研究范畴上来说经历了一个从妇女研究到社会性别研究的转变(至少在名称上是这样)；研究视角开始从单一向多样化转变，社会性别与阶层之间的关系受到重视⑧，研究议题也越来越丰富。社会建构理论被更为广泛地运用到研究与实践中来。这些研究，从“社会性别”在中国的学科建设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说，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

　　鉴于已有的这些研究，有学者认为，2000年以来，社会性别已经进入到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之中⑨。笔者肯定这些成果，不过觉得这种判断偏于乐观。虽然本土的社会性别研究可见于社会学以及其他社会(人文)科学之中，但是与其说是“已经进入”，不如说是一个开始。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依然局限于冠名为“妇女研究”及“性别研究”的学科领域及个别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社会性别作为“视角”并没有扩散到其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带来的思想上的挑战是有限的。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可以说依然“无性别视角”。例如，近年来社会学对于职业路径的调查，依然只问“父亲职业”，而不去考虑婚姻关系、性别关系的变化，在问卷调查中也仅仅是把男女二分的性别作为基本变量放入模型之中。人口研究除了关注流动妇女的健康问题，则通常把“性别比”当做社会性别视角的重要(甚至是唯一)内容。⑩各类调查对于在性别中增加“跨性别”选项的建议经常是一笑置之，其他的社会性别内容就更不用提了。应该成为社会科学基本及重要分析概念之一的社会性别的应用实际上仅仅局限于某个社会性别研究领域或者女性研究之中，社会性别更多的成为了研究对象(如女性地位，女性角色，男女气质等)，而不是分析概念。尽管中国的女性/性别研究“左突右撞地希望建立一套分析概念和能够解释中国的理论框架，以理解性别权力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11)，但是对于理论概念的历史发展脉络与对话体系以及在本土研究中反思性的应用虽有成果，却尚未形成成熟的气候。(12)这可以说是目前中国社会性别知识生产的基本背景之一。

　　从现实情况来看，社会性别现象在中国已经出现了更为复杂与多元、多变的局面。随着少数人发动的更为激进的(新)女权运动的兴起(如占领男厕所，地铁站“我能骚，你不能扰”运动，街头剃头行动；这些女性自称“女权主义”)，“女权”再次在网络引起关注。但是此“女权”非彼“女权”。年轻的、以拉拉为主体的、少数性工作者小组参与的中国新生代女权运动者并不了解三十年来的女性主义/社会性别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也不被大部分主流的女性主义者/性别研究者所接纳。应该成为社会性别重要研究议题之一的LGBTQ(拉拉，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酷儿)为代表的社会性别多元化的呼声也与目前中国主流的性别研究者们没有多少交集。现有的社会性别研究难以把握复杂多变的性别局面，出现了很大的局限性，甚至在其应用过程中出现了与其所宣称的理念不一致的地方。

　　可以说，中国整体的社会科学背景的舶来品特点，缺乏性别视角的“无性别”的学界背景以及学术领域的男权意识主导，连同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环境的缺失是社会性别知识生产的重要语境与情境，也是限制中国社会性别理论知识发展的重要到外在因素。

　　但是，这种对于学术背景局限性的认识并不能取代对于社会性别研究领域内部局势的审视。在肯定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的意义以及取得的成果的同时，笔者觉得可以适时进行不同维度的反思，以促进更为复杂与多元的本土研究。本文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观点或者学者的论述，也并非对于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全面考察或细致剖析，只是基于笔者的阅读及亲身参与和观察到的经验，对一些相关问题做一点思考，抛砖引玉。

　　本文的问题可以表述为：“社会性别”在中国是如何被生产的？在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下，现有的“性别研究”的挑战与局限性有哪些？换句话说，本文试图去分析的是“社会性别”在中国特定语境与时代背景下的知识生产，审视的是“性别政治”在中国社会的应用过程中的政治性。(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