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有关中国社会信用危机的讨论大都在不同的学科中进行，但其社会整体性特征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中国社会信用危机在总体上根源于社会的同质化特征。同质性社会与异质性社会是认识现代社会不同发展方向的一对概念。以这对概念来重审中国社会的不同层面与方面所呈现的数据与案例，可以发现中国近代化以来，由社会进化论本土化所体现出来的竞争法则被中国民众普遍认同，导致了中国社会价值与运行中有一种强大的动力来推动社会的同质化进程，最终导致社会的各个层面和方面都丧失了社会单位的区分度与纯粹度。比较异质性社会的特征，改变之法在于以任何手段来增强社会公众的判别力。

　　关键词：进化论；同质性社会；异质性社会；区分度和纯粹度

　　作者简介：翟学伟，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2009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批号09&ZD055）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目前关于中国的社会信用状况，最常见的提法是“信用危机”。迄今为止，学界对此并无异议，可见这是一个共识。当然，有共识并不意味着各方意见一致。要说彼此之间有什么差别，更多的在于各个学科对此都有自己的答案。比如研究公共政策的与研究经济学的思路不同；研究伦理学的与研究法学的结论不一样，研究政治学的与社会学的观点迥异。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首先，伦理学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道德滑坡或道德沦丧成为一种常态，所以需要提高道德水平或加强思想教育。这个观点最容易同中国儒家思想相结合。似乎有找回或重建中国国民道德素养的意思。

　　其次，经济学者认为，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中国人不守信用，主要表现在商业领域中，诸如政府或企业的三角债，银行的坏账、烂账，工厂或工程拖欠工人工资、各个公司、部门之间打白条、其他如商业欺诈、假冒伪劣等现象均非常严重。所以市场秩序需要整顿治理，产权要明晰，或建立“社会-政府”二元结构，增强企业流动性平衡等，或要建立信用评估体系，征信制度，要综合治理等。

　　再次，法律学者认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中国的法制不够完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无法可依； 有的虽然立法，可依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所以要加强有关法规、制度、体系的建设，要加大执行力度，加强监管力度。还有学者认为社会信用危机的根本问题是中国消费者的权利不独立，不被强调等。

　　而在政治学和公共政策研究者看来，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是委托-代理的关系。在这样一种关系中，政府与地方之间会进行博弈，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以出现了政策多变以及公信力下降等的问题。

　　最后，社会学家的主要观点是社会转型造成社会失范不可避免。

　　平心而论，以上观点各有自己成立的理由，但因各自为阵而显得零散。如果我们打破学科间的壁垒，把它们串在一起，则会发现一个怪圈，也叫连环套，即这些观点绕了一圈后，还是回到了原点。这就好比我们检查一幢房子，首先判定它质量不合格。可是哪儿不合格呢？不同专家专业不同，找到的问题也不一样，有的说合同没说清；有的说操作规范上有漏洞；有的说信息不对称；有的说监管不到位等等。由此一来，各路专家学者就来解释了：首先看到的是施工单位使用的建筑材料不合格，产品不合格是因为施工单位不守信用，不守信用是因为他们不讲道德，不讲道德说明国民素质低下，素质低下是因为教育跟不上；教育跟不上怎么办？长远看要重视教育，近期内则要实行监管；可实行监管又出现监管不力，监管不力涉及到法规不完善，结果先要健全法规，再加强监管；可健全法规和加强监管又会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因为执法者自身道德素质低，执法者自身素质低需要加强学习和教育。好吧，看来无论如何都大力投资教育吧。但是这个连环套还没有结束，因为大力投资教育也需要办学用房，而盖出来的办学用房质量还是不合格。于是我们就把上面的措施再循环一遍。这样的连环套在消费者的权利与法制健全之间；整顿市场秩序和伦理建设之间，乃至于诚信和信用之间普遍存在。连环套在中国的最常见办法就是综合治理，双管齐下。看起来很正确，就是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中国社会的一个最为奇特之处是，道理人人懂，就是做不到。比如人是要遵守道德的，可是在一些人命关天的食品行业缺德之事竟然层出不穷；再比如人人都知道如果没有信用，社会就会解体，可这一认识丝毫不会减少信用危机事件的频繁发生。所以依我之见，讨论中国社会信用危机最大难点不在强调法律、道德、契约、监管的重要性，而在于各行各业都受到一种社会特征及其力量的驱使和推动。我的理由是，如果社会信用危机的根源在于社会成员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了社会公众利益，那么提供上述答案就会奏效；如果社会上很多个人、企业或行业明知故犯，那么再在这些方面下功夫，就无效了。我认为，讨论目前中国社会的信用危机，需要设问的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单是监管和执行力不够，还是因为我们缺乏对自己身处何种社会形态的了解。

　　中国社会信用研究不同于西方社会科学专业领域的讨论。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架构，包括信仰、教育、制度、法律、机构、设施等，相对而言基本稳定或完善。他们信用出现的问题是局部的，细节的，可以通过各个专业领域的研究进行批评和修正。而中国在最近一百五十年的社会演进中，一直处于剧烈地变动与发展之中。这一巨变在中国自身的历史长河中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以其经济的高速增长赢得了世界的惊叹。可是，既然这一发展道路是“摸着石头”过来的，那就不可能借助什么现成的理论能说清楚这一问题。由于中国的信用问题具有更加明显的整体性和全局性特征，故各个领域或者局部的议论都不足以解释这一问题，需要从社会学角度对中国文化-社会-经济的特征做一基本判断，以便寻求中国社会发生“信用危机”的社会性根源之所在。

　　二、社会进化论的中国化

　　中国近代化以来在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给中国人影响最大的理论，恐怕是赫胥黎加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这两位学者在中国知识界的名气，估计要大大超过他们在西方的知名度；而他们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推动性作用，也超过了他们对其自身文明的贡献。社会进化论传入中国，似乎为当时中国的积弱贫穷和落后挨打的局面找到了理论上的解释。时至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终于抛弃了自己一直奉为圭臬的儒家传统，转而开始借用这一理论来重新省视自己的文明，并由此寻求到了更为激进的道路：从进化走向革命。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清末是由严复以“天演论”一词翻译介绍进来的。在严复的笔下，进化论的基本原理可以概括为“物竞”和“天择”。所谓“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与其所遭值之时与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谋相济者焉。”[1]可以想象，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读到严复的《天演论》的这类议论时，是何等地兴奋。胡适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却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个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我自己名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2]

　　进化论如此地深入人心，那就先需要讨论一下经过严复转述的进化论是什么含义了。严复当年看重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但翻译的却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他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是因为赫胥黎的这本书不但简明扼要地讲解了达尔文的自然主义进化论，而且还讨论了人类的相关思想。这点让严复兴奋不已。但由于严复受到过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一书的影响，所以他对进化论的解释是达尔文式的，而非赫胥黎式的。后者同前者的区别就在“伦理学”的含义上。也就是说，赫胥黎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应当受到伦理的制约。但严复翻译西方思想的目的在于为国家找到“富强”之路。所以他在翻译中并不需要完整准确地介绍赫胥黎的思想，而是通过意译，以淡化赫胥黎的伦理学思想，强调物竞天择之理[3]。严复将这个道理同斯宾塞的思想相衔接，是因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即既含有自然进化论的类比，又符合儒家所谓以天理来说人欲的论证方式。但如果要说前者和后者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儒家走的是压制个人的路线，而西方走的是个性自由和解放的路线。虽然这点在严复的翻译介绍中让他自己也纠结不已，但中国时政让他更关注于开启民智，提升国家的力量。

　　当然，以对本国的时政性理解和思考来转述，而非忠实地译介西方的进化论思想，既会出现对这一思想所进行的二度诠释[4]，也更容易转化为中国人用其自身文化来理解其意。那么以中国人的智慧来重新审视和理解这种争斗或竞争的学说，究竟谁是“适者”，哪一方获得“天择”呢？比如，中国古语有“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说法。这里的勇者是谁？在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严复看来，这里的勇者自然是有智慧、有实力、文明度高的民族或人群，而不是那些愚昧落后、粗俗撒野之人群。可以中国人的想法来看：有实力，文明度高当然重要，却是一个百年大计的问题；以当下和实效而论：胡来，偷袭、捣蛋、仿照、使诈却是最好的方法。这点来自于中国兵法之谋略，即所谓“唯一的规则就是不讲规则”[5]。设想一下，如果一个手无寸铁之人面对一个手拿兵器之人，那么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只好认输。由此举一反三，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有：“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穿鞋的怕光脚的，光脚的怕不要命的”；“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树没皮必死无疑，人没脸天下无敌”。以上这些谚语或熟语都在表明一个意思，文明未必战胜野蛮。如果我们将这一日常法则放大到宏观上面来讲，那么中国近代化的失败又可以表述为：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再辉煌，也敌不过手持洋枪洋炮的西洋人（所以严复很欣赏斯宾塞提出的社会发展三阶段中的“军事”阶段）。这是达尔文进化论吸引中国人的时代背景。以上这个道理在五四时期被吴稚晖说的更加生动：“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6]。潜台词是，现在不要讨论什么线装书和八股文之类，你赤手空拳，或满口“之乎者也”没什么用处，只要手中有把枪就行了[7]。用武力说话，是一种强权的体现，会激发更多的人转向对“蛮横”和“目的论”的诉求。或许有识之士这时会申辩道，讨论西方人手上的枪炮并不在于枪炮本身，而应当在此野蛮行径的背后看到另一种伟大文明。这样的申辩当然没有错，也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但其中还有一层道理更容易接受：一个手无寸铁的人也敌不过一个手持“石头”的人。石头的背后显然不会再有什么伟大的文明，有的只是“动口”还是“动手”，“尚文”还是“尚武”，“讲理”还是“不讲理”，以及“穿鞋”和“光脚”，“善一点”还是“恶一点”，“要命”和“不要命”、“要脸”或是“不要脸”的取胜比较。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不文明打败文明来自于不规则对规则的有效利用，而非不规则对付不规则，或以恶制恶，以毒攻毒，更非真正的力量对比。以上这些被广为认可的道理最终可以化作两层世俗的哲学命题，一层是“老实人总是吃亏的”、“老实人永远发不了财”或“能发财的人都不老实”；另一层意思是“成者王，败者寇”，或者是“手段不重要，结果才最重要”。

　　这一层面的取胜之法虽然同社会进化论本意已相去甚远，但依然包含于“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的原理之中。竞争本来在人类社会应当具有伦理性、公平性和正当性。当不道德、不公平和不正当竞争成为社会的常态时，那么“唯利是图”加上“野蛮成长”就会成为许多个人、企业或地区求得发展或者打败对手的不二法门，进而这样的适者生存法则也会给某一社会的文明进程带来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