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性主义是发展社会学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如何看待理性?如何看待理性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是发展研究中必须明确的问题，也是发展过程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工具理性预设以及理性选择理论，为经济发展与效益最大化提供了理论支撑，但它也带来了一些困境，如理性是有边界的；理性内在地隐含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矛盾与分裂；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否弃。以工具理性为执导的现代化使人类面临着危机，要解决现代化的危机就必须对理性做出认真的反思，重塑理性，使被肢解的理性重新恢复其完整的状态，使抽象的理性主义回到真正的理性主义上来。作为现代社会本质特征之一的新的理性，它有三个鲜明特点，即辩证性、批判性和包容性。

　　关键词：理性；困境；工具理性；价值理性；重塑

　　作者简介：杨建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研究员。(杭州 310025)

　　一、理性的困境

　　理性是指能够识别、判断、评估实际理由以及使人的行为符合特定目的等方面的智能，也即人类理智对待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的品性。它是人的特有精神属性和人类智慧之精华，是社会行为主体(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个人等)对客体的一种能动的反映，是行为主体认识自然、社会及其协调、整合自然、社会和各种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基本的能力。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许多危机和困境。社会发展各种困境与陷阱的出现或社会的非正常发展，固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但确实与发展理论的迷失、发展理论的困境直接相关。

　　理性主义是发展社会学理论的认识论基础。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悠久，对理性的推崇始于苏格拉底对伦理道德普遍定义的追求，亚里士多德则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在他看来，理性思维的规则是人类获得对客观世界的真知，即知事物之所以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经过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等大哲的发展，确立了理性主义的崇高地位。古希腊人这种运用理性思维分析问题的传统后来被整个西方文化所继承，近代笛卡尔倡导唯理论，系统阐述了理性认知方法。十七、八世纪，西方文化找到了新时代的立足点——理性主义，启蒙运动的内涵，便是理性主义的复兴和崛起，现代性精神根源于17—18世纪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康德提出“历史理性”、黑格尔提出“绝对理性”等概念，他们使理性的哲学色彩日趋浓厚。尽管不同的哲学家、思想家对理性的概念做了不同的阐释，但我们还是能发现，大多数人都把理性看做是一种逻辑地认知世界、把握事物和深入进行独立探究并进行设疑、判断和选择的辩证思维能力。理性主义核心就是崇尚理性思维，运用理性思维经严密逻辑推理得到真知识。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就列出理性概念在哲学史上出现的5种含义：理性是主体、客体相联系的中介；理性是人们借以控制自然和社会从而获得满足的多样性的能力；理性是一种通过抽象而得到普遍规律的能力；理性是自由的思维主体借以超越现实的能力；理性是人们依照自然科学模式形成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倾向。①

　　从这可看出，西方理性主义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的理性主义在哲学上常用唯理论相称，与经验论相对，认为感觉经验是不可靠的，强调依靠纯粹的思辨来获得真知。同时，理性不仅是用理智的方式探索世界、追求真理的力量，而且是通过启蒙寻求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推动力量，理性的工具功能和价值理念功能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弘扬理性，就意味着追求真理，追求人的解放和自由。由此而引申出目的理性、价值理性、实质理性等多种形式。而随着经验主义的日渐渗透，哲学理性逐渐走向世俗理性、工具理性，并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中。作为发展理论思想基础的理性主义也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早期的理性主义是认识论上的狭义理性主义，是一种与经验主义相对立的认识论。第二，这种理性主义强调的是实质的合理性。所谓实质合理性是指一种关于不同价值之间逻辑关系的判断，它指向“应然”的价值关系，是依据结果和目的的价值做出的判断，因此，又可以表述为主观的合理性或“价值理性”。

　　在现代性发轫之际，启蒙思想家曾预想了这一过程的理念，其中最为突出的基本点可以说是价值性。在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家们把关于正义的标准归置于人类自身。人类对自身的理性充满了信心，理性成为了衡量一切的价值观。在人类理性面前，没有宗教的权威，没有道德上的目的论似的说教，没有信仰所要求的人们无条件的服从。而“现代”本身就是价值性的，它以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为目标，旨在创造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体现正义原则的理想社会。现代性的本质就是社会行动的理性特征，近代欧洲文明所取得的成果也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因此，“现代的”又是“人为的”，它根据行动者对行动赋予不同目的，是社会行动的理性化，是一项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它通过精益求精地设计合适的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是人通过自我奋争去赢得和执掌命运、型塑历史的过程。

　　西方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变迁的本质就是一种理性行动，包括目的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韦伯对社会学曾下定义为“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的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②社会行动理性化是贯穿韦伯学说的一条主线。韦伯从分析人的社会行动入手，按照他的“理想型”的社会研究构想，韦伯区分了四种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目的合理性行动(也称工具合理性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情感的行动；传统的行动。③韦伯认为，只有前两种类型的行动，即目的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行动才属于理性的社会行动。后两种行动属于非理性行动。他将人类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他认为，支配目的合理性行动的理性是工具理性，支配价值合理性行动的理性是价值理性。其中工具理性(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④他进一步对此解释道：“谁若根据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来作为他的行为的取向，而且同时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手段与附带后果，以及最后把各种可能的目的相比较，做出合乎理性的权衡，这就是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⑤可以看出，工具理性主要是指选择有效的手段去达到既定目标，它是可以精确计算和预先算计的。或者说，工具理性是指人的行为合乎自己本性与愿望的选择，而不是受到他人或外在因素的影响。它与个人看得见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把个人财富与名誉的扩大作为目的，并为了达到目的而精心地计算、策划，以及合理地安排自己的行动。从某种程度上看，工具理性是一种更接近于人的本能的理性。与工具理性相反，价值理性(价值合乎理性的)“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价值理性主要是以支持或确定终极目标为主，而不计算现实的利益得失。它不以个人功利为目的，为了追求美德的、审美的、宗教的目标甚至可以牺牲眼前的利益。

　　韦伯重点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成、发展并做出合理的解释，工具理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成与发展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所以，韦伯把大部分的笔墨用在对工具理性的分析和论述上。韦伯认为，工具理性是行动者对行动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有效性的计算，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理性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他看来，人类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是人类行为从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不断转化为理性行动，尤其是理性化程度最高的目的合理性行动，是人类社会行动发展的运动方向，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目的合理性日益发达、价值合理性相对衰退、整个社会越来越被功利色彩所笼罩的过程。随着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普遍运用，以功能、绩效原则为基础的高度分化与流动的各种社会结构的形成，理性至上、个人至上、成功至上、效率至上的价值观念的确立，激活了人的生命本能，给人类社会发展注入了无尽的动力，进而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韦伯在看到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在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所起的强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工具理性对于现代社会的强力侵入，他甚至把由日益理性化所带来的现代社会的庞大秩序称为合理的“铁笼”，现代人被禁锢于其中而难以逃脱。但人们似乎并没有过多地注意到韦伯对工具理性的这种忧虑，倒是将工具理性与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融合起来，形成了工具理性的预设。

　　在工具理性的预设下，还出现了一种“理性选择理论”。这一理论所考察的个体行为其实主要对应于韦伯的“工具合理性行动”，它所讲的“理性”就是解释个人有目的的行动与其所可能达到的结果之间的联系的工具性理性。理性选择理论也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著作中的一个基本假设，即“经济人”假设。它假定人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即都是以利己为动机，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最大的经济利益。理性选择范式的基本理论假设就包括：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人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人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这些假设可简单概括为理性人目标最优化或效用最大化，即理性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理性主义经过这样修正后其概念就发生了较大变异，越来越指向形式的合理性，或称为客观的合逻辑性。它通过成本-收益的核算，经过仔细的权衡估计，对可供利用的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并且主要关注的是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工具理性体现为个体主义、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强调个体在客观物质现实的制约下，如何通过成本-收益的核算，经过仔细的权衡估计，对可供利用的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

　　工具理性预设以及理性选择理论，都为经济发展与效益最大化提供了理论支撑。但它也带来了新的困境：

　　第一个困境就是理性是有边界的。个人是有限理性，难免犯错；世界是复杂且多变，我们的经验以及在漫长进化中形成的心智也不足以对这些复杂多变做出百分百精准的反应。因此非理性行为可以时时处处存在，换言之，理性是有边界的。理性的边界便是“非理性”。工具理性预设与理性选择理论并非完美无缺，也不可能解释所有的社会行为。理性假设的有效范围是有限的。“囚徒困境”就深刻揭示了理性是有边界的这一困境。

　　“囚徒困境”假定每个参与者(即“囚徒”)都是利己的，即都寻求最大自身利益，而不关心另一参与者的利益。参与者某一策略所得利益，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比其他策略要低的话，此策略称为“严格劣势”，理性的参与者绝不会选择。另外，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干预个人决策，参与者可完全按照自己意愿选择策略。这个假定讲的是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接受审讯。警察知道两人有罪，但缺乏足够的证据。警察告诉每个人：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刑一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八年；如果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的放出去，抵赖的判十年。于是，每个囚徒都面临两种选择：坦白或抵赖。然而，不管同伙选择什么，每个囚徒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的话放出去，不坦白的话判一年，坦白比不坦白好；如果同伙坦白、自己坦白的话判八年，不坦白的话判十年，坦白还是比不坦白好。结果，两个嫌疑犯都选择坦白，各判刑八年。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一年，显然这个结果好。但这个帕累托改进办不到，因为它不能满足人类的理性要求。囚徒困境所反映出的深刻问题是，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聪明的人类会因自己的聪明而作茧自缚。

　　第二个困境就是理性内在地隐含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矛盾与分裂。以各种技术手段、以征服自然为目的、满足人类功利需求的工具—目的理性主义在整个社会建构了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官僚行政体制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异化社会控制体系，给人类带来的是一个无情冷漠的、异己的物质世界，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彻底物化与异化，并由此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主体意义危机和社会道德危机。理性主义的工具论价值导向致使世界现代化的进程陷入较为严重的发展困境之中，诚如马克思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⑥

　　第三个困境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否弃。当代社会理性日益膨胀为工具理性。科学理性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上的巨大成功，使人们习惯于将其仅仅视为一种纯粹工具性的东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日益分离，并且遮蔽了价值理性。理性只被当做工具性的能力，其理想性质和价值观念被置之度外。结果是，失去了价值理念约束的工具理性，往往因其缺乏正确的引导而给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扭曲。反目的论的结果就是泛目的论，人人都拥有自己的主观道德标准，它否定了高于人的价值标准的存在，所有的价值观都是源于人类自身利益的设定罢了，道德的标准因此成为了人们随心所欲的任性，在人类的自身的利益面前，所有的道德训教也都是苍白无力的。由于工具理性取代了以往目的论的价值观，人们的生活虽然在物质上丰富了许多，但在精神上却处于盲目和茫然的状态，现代的人们机械式的为生活、财富而奔波，而不知道自身存在的目的何在。人类在理性中似乎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实际上则是丧失了灵魂的归宿。这样，理性化发展最终就不得不陷入个人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悖论中。

　　人们渴望着自由、全面的发展，可惜的是工具理性恰恰束缚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压抑了人们的感情和道德，使人们成了工具和目的的奴隶。而已经现代化了的西方世界却也因此丧失了现代化早期曾有过的宗教道德精神。这是人类历史的悖论，也是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异化。这种工具理性还启动了一个劫掠自然的过程，使得对于资源的争夺和控制具有了根本意义，造成了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生产性价值的主导地位，对物质性的、可计算的利益和财富的追求具有了终极目标的含义。在这一进程中，从手段和工具变为目的本身，从而改变了现代性的基本趋向，人类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一方面增强了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能力，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现代制度文明；另一方面工具理性的恣肆横行也给人类带来了不少灾难性后果，如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人们在享受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生存环境却日益恶化，人的个性自由和发展受到理性化、科层化的极大封杀。理性在其发展过程中，由全面走向片面、合理走向畸形，辩证走向形而上学，包容走上独断，使人类在世俗化的世界中沉沦陷溺，不能冲破理性化的铁笼重新找回人类创造性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