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杰，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教授(上海 200433)；郝前进，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城市人口的规模和流动性都在迅速增加。在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以户籍为代表的城市社会人口管理制度背景下，城市内部不同身份群体社会隔离的程度在不断提高。但对于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大都市基于居住的社会隔离发展趋势和特点，国内文献还研究甚少。利用最新的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的微观数据，包括居委会和街道等多个微观尺度，可从户籍、学历、就业和年龄结构等多维度对上海居住隔离情况进行最新评估。在测度整体居住隔离指标上，通过探究局部居住隔离指标的数值与空间分布特征，可深化对居住隔离的层次性和空间差异性的认识。结果显示，随着2000年以来住房市场化程度加深和产业结构变迁，上海居住隔离正在加快，尤其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居住隔离已经比较严重，正在对城市社会管理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必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改变按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配置机制，优化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配置。

　　【关 键 词】居住隔离；快速城市化；社会分层；外来人口；户籍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4)5-0017-12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伴随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城市的地域规模和人口规模都在急剧膨胀。2000年中国城镇人口为4.59亿，而2012年末中国城镇人口为7.12亿，这十二年间城镇人口累计增长55％，年均新增城镇人口近2000万；城镇化率也从36.2％上升到52.6％，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相比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城市化具有诸多特殊性。其中广为关注的是，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一方面具有大量城郊农民因为征地而“被动城市化”的特征(章光日、顾朝林，2006)；另一方面大量城乡迁移人口及城市间流动人口因户籍等因素而不能在所在城市长期定居，城市化具有“伪城市化”或“半城市化”的特征(王春光，2006)。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同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经济全球化、大量的老城改造和新城建设(仇保兴，2007；王小鲁，2010；陆铭、向宽虎等，2011)。由此，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各种社会背景不同和经济资源能力迥异的群体在城市中交会聚集，中国城市社会分层现象急剧发生(刘欣，2003；李强，2005)。在市场经济环境和经济全球化格局下，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分层加剧在所难免(李强，2006)，但某种程度上，比关注社会分层话题更有意义的，是去关注城市多元对立人群，尤其是户籍与非户籍、有工作与失业、高学历与低学历、高收入群体与中低收入群体，他们之间是否存在良好的社会融合，这才是城市社会和谐发展所面临的最重要挑战(张文宏、雷开春，2008)。

　　本文关注的是基于住房视角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异。国内外文献都有发现，人群内部和人群彼此之间的社会阶层身份认同感，往往会直接通过居住空间的选择而表现出来(刘精明、李路路，2005)。还有学者指出，中国城市化进程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居住空间再生产和居住空间权利再分配的过程(陈映芳，2008)。为此，基于住房视角的城市社会分层研究，近年来吸引了国内学界的不少关注(边燕杰、刘勇利，2005；廖邦固、徐建刚等，2012；刘祖云、毛小平，2012)。更具体而言，在国外理论和经验文献中，居住隔离——不同人群之间在居住空间上的分异，已经被广泛认为不是简单的住房分层，而是对于社会阶层固化、社会分裂、贫富差距拉大以及贫困陷阱的形成等都有很重要的刺激作用(Cutler & Glaeser，1997)，即对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诸多方面都具有显著负面影响(Massey et al.，1991)。为此不同群体居民之间的居住融合程度如何，直接关系社会融合和社会和谐程度。

　　在这个主题中，我们尤其关注，非本地户籍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之间的居住隔离情况。文献指出，非本地户籍人口，尤其来自乡村的流动性移民——农民工，在进入城市伊始，由于经济能力、信息收集，语言、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以及流入地的制度障碍或主观歧视(王春光，2006)，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会经历一个居住隔离过程——即居住空间上与本地居民严重分离。国内已经有不少文献开始关注到中国大城市中的居住隔离情况，并依据不同时期的数据对不同城市进行了一些测度(李志刚、吴缚龙，2006；孙斌栋、吴雅菲，2008；黄友琴、易成栋，2009；陈钊、陆铭等，2012)。然而，由于中国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进程，城市居住隔离的发展变动大，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性也大，为此，经常需要最新的实证研究来对相关信息进行更新和对相关理论知识进行发展。

　　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居住隔离的相关实证文献进行总结性评述，然后利用最新的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的微观数据，从户籍、学历、就业和年龄结构等多维度对上海居住隔离情况进行了最新评估，并与之前文献的结果进行了对照分析。我们发现，随着2000年以来住房市场化程度加深和产业结构变迁，上海居住隔离正在加快，尤其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居住隔离已经比较严重，正在对城市社会管理提出新的挑战。由此，我们展开了一系列政策评论和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