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利用五普、六普数据研究证明，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在两次普查期间有所进步，但整体仍然呈“倒‘丁’字型”。制约我国社会分层结构优化的关键在于，社会日益分裂为“城市—农村”、“中小城市—超大城市”四个世界，不同世界之间社会分层结构迥异，并且差异有加强的趋势。我国社会结构的这种分化导致资源分布高度不均衡，并导致社会不稳定。改变此种分化局面需要推进城镇化均衡发展，改革资源分配体制，创新资源共享平台。

　　【关键词】社会分层；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四个世界

　　【作者简介】李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社会分层，北京 100084；王昊，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专业方向：城市社会学、社会分层，北京 100084

　　【基金项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基金项目。

　　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历来是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随着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针对我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以中产阶层为主的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讨论也渐趋热烈。①关于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学者们曾提出过多种理论，如“十大阶层”②、“断裂”③、“碎片”④等。学术界普遍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分层结构应该是“橄榄型”或“纺锤型”的。笔者曾利用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总体社会结构呈“倒‘丁’字型”，社会底层的比例非常大，而导致这一形态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巨大的城乡差异。⑤

　　过去十余年当中，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究竟如何？促进和制约我国社会结构进步的因素分别是什么？笔者利用最新的普查数据研究证明，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在过去十余年之间确实有所进步，但仍然呈“倒‘丁’字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变，但城镇化进程中的不均衡恰恰也是制约结构进一步优化的关键。我国社会日渐分裂为“城市—农村”两个世界，以及“中小城市—超大城市”两个世界。正是这“四个世界”的分化使得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内部存在巨大差异，转型遇到阻碍，并潜在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

　　一、社会分层结构的四个世界

　　1.社会分层结构的总体变化

　　分析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状况，学术界有多种维度，如权力、收入、财富、文化资本等，不一而足。研究分层的学者通常认为，职业是决定和反映个人社会地位的一个非常好的综合性指标。在现代社会里，一个人的职业不仅直接决定其经济收入，也能反映受教育的水平，乃至享有的社会声望和地位。⑥正是在这种考虑下，学者们提出了通过将“职业类型”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相关联的方法，以此来反映个人的社会地位。这种分析方法同时还考虑了个人的教育和收入情况，是非常好的测量指标，并得到了广泛的实践运用和验证。⑦

　　在本研究中，笔者沿袭了这一方法。需要说明的是，“国际标准职业分类”及配套的“国际职业声望量表”⑧与我国通行的职业分类方法和实际的职业声望情况存在一定差异，不能简单套用。在过去的研究中，笔者便结合相关的学术研究以及我国职业分类和职业声望的实际状况，⑨对该量表进行过一定修正。在本研究中，我们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职业分类标准，⑩对声望量表再次进行了微调，以科学地反映我国的社会状况。

　　我们使用的数据是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0.95%的抽样数据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1%的抽样数据。分析的焦点是职业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因此，仅选取了其中16—64岁、有职业的人口，(11)最终总的样本数分别为641 547人(2000年)和683 291人(2010年)。

　　如图1，可以发现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结构在2000-2010年之间，有一定程度的进步，表现为社会底层比例缩小，而中上层比例增加。但整体上显然仍明显呈“倒‘丁’字型”，底层比例非常大，中层比例增长缓慢。这与我国步入新世纪以来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制约我国社会结构进步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2.“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分化

　　城乡差异是分析我国社会结构分化的主要视角，学者们提出过“城乡二元结构”(12)、“新二元结构”(13)等理论，这种视角主要受到了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影响，(14)重点关注城乡之间的结构性差异。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深入，有学者还进一步提出过“双重二元结构”，强调除了直接的城乡差异外，在城市里也形成本地户籍居民与外来人口的不平等二元结构。(15)笔者过去的研究提出，城乡差异是导致我国“丁字型结构”、两极型社会的核心问题。(16)我国近年来城镇化年均增速超过1%，城镇常住人口比例到2011年已超过50%。但“六普”数据显示，非农业户籍人口比例仅为29.7%，两种“城镇化”指标差异巨大。可见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差异依然非常突出。

　　除了城乡之外，是否还有别的结构分化因素呢？传统的社会分层与结构研究，主要关注个人和家庭资源的回报情况。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四代”的分层学者们主张应关注结构和制度因素的分化作用。(17)在我国的分层体系中，单位、行业、区域等集团性因素无疑起到了非常大的“结构壁垒”、“资源垄断”和“机会阻隔”的作用。(18)这一视角启发我们应重视我国社会内在的区域、集团性划分。但从社会分层结构的研究角度看，已有的研究也有所局限。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结构和制度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但事实上，随着改革的深化，在所有社会资源分配当中，收入受市场因素的影响不断加强，真正受到结构和制度等再分配手段影响的恰恰是收入以外的社会资源，例如教育机会、医疗资源、社会保障、职业发展机会等。相关研究也证明，集团因素影响的主要是工资以外的收入，而差异最为明显的是福利保障和其他社会资源与机会。(19)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正是为了这些资源才流动到或留在大城市，哪怕收入上并没有多大优势。恰恰也正是在这些方面的区隔，使得他们无法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和社会地位上升。(20)综合这些因素，笔者认为，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内部集团之间的差异涉及多个方面、多个层次，而不仅仅是收入的分异，笔者称之为“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差异。

　　那么在我国都有哪些主要的区域体呢？显然城乡划分是非常重要的视角，前文已论及，在此不再赘述。除此之外，学者们提出的视角主要有“单位”、“行业”、“区域”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单位是影响资源分配的主要因素，涉及收入、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等方面。(21)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福利和公共服务职能逐渐从单位剥离，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已实现较大程度的社会化。在这些方面的差异逐渐集中在区域方面，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方面确实差距明显。(22)但实际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同一区域内不同行政级别、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差异也非常明显。“一线”、“二线”城市之分愈发凸显。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户籍是我国主要的制度屏障因素之一，除了城乡户籍之分外，真正的区分单位实际上是城市本身，而不是省份。其次，户籍的身份标签意义实际上在淡化，更重要的是与之捆绑的公共服务资源与机会的实际差异。我国的财政体制实际上将相当多的公共服务交由地方政府财力负担。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差异主要在于城市之间。

　　区分城市的方法也有很多种，特别是在中国的背景下，行政级别主导了资源的获得与再分配，使得城市的行政级别非常重要。还有一种视角是从客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的角度，划分大城市与小城市。从实际情况看，两种角度密切相关，各个区域内行政级别最高的城市基本都聚集了最多的人口。但从全国结构的角度来看，以行政区域来分析，也有不妥之处，例如同是西部省会城市，贵阳与成都的差距就较大，而中西部一些省会城市的发展水平也并不比东部一些地级市更高。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看，人口的聚集与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一般是匹配的。因此，笔者认为，以人口规模来划分城市较为合理。事实上，学术界与社会舆论大多数的讨论也都主要基于城市规模。经济学家主要关注大、小城市的效益差异，(23)社会学界对于小城镇发展也有过非常经典的讨论。(24)社会舆论近年来非常关注大、小城市的发展差异和机会问题，例如对于房地产市场，大家逐渐达成共识，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明显不同，(25)而关于“逃离北上广”的争论也反映出不仅是农村户籍的流动人口，都市白领对于大、小城市的差异，也开始有了非常明显的感受。(26)种种讨论，实际上都反映了不同规模城市作为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有着巨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