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是当前国内学界的主流理论研究范式，广泛应用于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近二十年来，借助“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社会学论域中的诸多研究，包括乡村社会研究、城市社区研究以及社会组织研究等均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成果。但综合观之，这些研究或存在对“国家与社会”框架的“神化”倾向而屏蔽了其他框架的解释力，或仅仅是在语词意义上使用“国家与社会”而无力揭示现象的本质。更为重要的是，“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分析框架本身具有难以突破的限度，这种限度既来自与之相关的理论脉络，更与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密不可分。基于此，目前国内已经陆续有学者开始质疑这一分析框架的有效性和恰切性，并致力于重构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范式。

　　关 键 词：国家与社会/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论/社会中的国家/第三领域/制度与生活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支持型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机制研究”(14CSH07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组织管理模式创新和推进路径研究”(12&ZD061)。

　　作者简介：丁惠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海学刊》杂志社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组织社会学、理论社会学。

　　一、引言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在国内学界的兴起大概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并在进入21世纪后成为国内社会科学领域的主流理论框架。众所周知，“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并非中国学界原创，而是经由海外中国研究而舶入国内。海外中国研究(主要指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美国的中国研究)由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于20世纪50年代初所开启，迄今已有六十余年的历史。按照美国社会学家赵文词的划分，海外中国研究基于“不同时期流行的社会科学思潮、学者能够获得的经验研究资料和社会舆论所关心的中心问题三者之间的互动”可界分为前后承继的五个阶段(赵文词，1999)。尽管每个阶段或每一代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理论目标和研究旨趣不尽一致，但是他们始终基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念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殊与互动展开研究。

　　及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得以顺利进入国内方便地获取所需的经验资料，同时也将所秉承的市民社会理念和“国家与市民社会”分析框架引入国内。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由邓正来、张静等学者的翻译和引介，国内学界开始首次接触并了解市民社会理念。在经历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启蒙”后，国内学界似乎一下子得以窥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无限张力与魅力，于是纷纷转向对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探究，一时间国内掀起了一股市民社会研究热潮。而从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中演化出来的并经过诸多本土化修正的“国家与社会”①分析框架也开始取代之前流行的现代性范式、意识形态范式而被诸多学科广泛采纳应用，其中既包括社会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而前者尤以政治学、社会学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