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大瑶山调查在费孝通的民族研究中有着重要地位。1935年第一次大瑶山调查时,费孝通主要以体质人类学为视角,从体质、文化、语言等方面研究特定民族。以这次调查及对民族的认识为基础,费孝通曾对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提出质疑。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在思考中华民族“多”与“一”的关系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必须要从历史的视角、从整体研究和微型研究的结合中探讨中国各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以及各民族交往融合等问题,并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重要理论。费孝通对大瑶山的历次调查,深刻地反映出其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的历程。

　　关 键 词:费孝通/大瑶山调查/民族研究/理论自觉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理论自觉视角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研究”(14BSH002)。

　　作者简介:奂平清,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奂平清(1975- ),男,甘肃舟曲人,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从事城乡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研究

　　民族研究是费孝通一生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在1935-1988年间,费孝通曾五次到广西金秀大瑶山做实地研究和考察。如果算上他在1951年担任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团长时在广西龙胜等地的瑶族村寨的访问考察,就有费孝通“六上瑶山”的说法。[1]大瑶山调查对费孝通民族思想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首次大瑶山调查时,费孝通主要是从体质、文化等方面研究少数民族及其特点的,后来逐步转向更注重从历史角度探究民族的形成过程,更注重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以探讨中国各民族的交往与交融过程、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凝聚力等问题,最终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费孝通的历次大瑶山调查,清晰地反映出其民族研究理论自觉的历程和轨迹。

　　一、第一次大瑶山调查及费孝通对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质疑

　　费孝通曾指出,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根子可以追溯到1935年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调查,在理论上则可以说史禄国老师的ethnos论是个“促成剂”[2]。

　　费孝通于1934年进入清华大学师从俄国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学习人类学,计划依次学习体质人类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实际上只完成了体质人类学的学习计划。[3]因此,虽然史禄国的ethnos(民族)理论有十分深刻和丰富的含义,远不限于体质人类学的窠臼,但费孝通对于史禄国关于ethnos思想的理解,是在晚年时才逐渐深入的。[2]受吴文藻、史禄国两位导师观点和建议的影响,费孝通于1935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决定在去英国留学深造前做一个国内少数民族的实地调查研究。在1935年10月18日至12月16日期间,费孝通偕同妻子王同惠进入广西金秀大瑶山做民族研究。因在考察中遇险,费孝通受伤,王同惠不幸遇难,对瑶山各集团逐个进行调查的计划也就未能得以继续。此次大瑶山调查,是费孝通最早接触民族问题和实地考察少数民族。[4]在这次调查中,费孝通自己主要是用体质人类学的人种类型分析法,测量瑶山居民(包括苗、瑶、壮等“特种民族”)的体质。在大瑶山调查后,费孝通根据王同惠的笔记整理完成了《广西省象县东南乡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在江苏老家养伤期间,费孝通做了“江村经济”调查。1936年10月,费孝通携带大瑶山调查和江村调查两份资料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接受导师弗思(R.Firth)的建议,费孝通决定用“江村”调查资料而不是大瑶山调查资料撰写博士论文,随后受到马林诺斯基的注意并在其亲自指导下完成了《江村经济》博士学位论文,这一研究也成为世界人类学里程碑式的作品。费孝通在从英国留学回来到昆明后,虽然导师吴文藻正在云南主持中国民族学会和进行民族学研究,但费孝通主持和组织的是农村社区类型比较研究,以探索战时及战后中国农民的生计与农村的出路,对民族问题也就没有机会做进一步的研究。因此,在费孝通学术生涯的早期,他对民族及民族问题的认识,主要是以首次大瑶山调查的认识为基础的。

　　1939年,在面临民族危亡的时刻,历史学家顾颉刚提出并论证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认为中国各民族在数千年的混合过程中早就没有了纯粹血统。而且,中国人从来没有种族的观念,只有文化的观念。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就开始有“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了。“五大民族”是中国人作茧自缚的叫法,易成为帝国主义分化中国的借口。因此,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凡是中国人都属于中华民族。[5]此文发表后,各报刊纷纷转载,也引起了热烈的论辩,许多学者积极响应和支持,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费孝通以在大瑶山调查中对民族和文化问题的认识为依据,就“中华民族是一个”进行论辩。与顾颉刚在nation(国族)层面理解“民族”不同,费孝通认为,所谓“民族”是语言、文化及体质上相同的人,中国除了“五大民族”,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在广西大藤瑶山中就看到不但瑶汉之间有明白的界线,而且就是在瑶民之间,各个族团根据他们在文化、语言、体质上的不同,各有组织,不相通婚,时有冲突”。中国人在文化、语言和体质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中国要达到政治上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种种族”或经济集团之间的界限,而是要消除政治上的不平等。[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