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国人特别爱面子，有一句话叫作“死要面子活受罪”，这个现象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社会学者研究发现，对中国人来说，在社会生活中面子最为重要。那么，中国人为何如此爱面子？

　　近日，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翟学伟应邀为福州大学旗山群学讲坛（第14讲）作“耻感与面子：中国人行为模式再探”讲座，并接受记者采访，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乃富强”，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与2000多年儒家思想的熏陶分不开，儒家思想倡导“礼、义、廉、耻”，这也养成了中国人含蓄、注重个人品行的风格。所以我们爱面子，关心自己的品行，关心周围的人对自己的看法。可以说，爱面子不是坏事，但到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程度就不好了。

　　读懂某些“奇怪”“荒谬”就读懂了社会

　　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指出：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到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

　　这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一个不经意的描述，但是对翟学伟教授的研究却起到了很大的启示作用：要解释中国人的有关耻感的国民性的时候，应该选择怎样的参照系呢？翟学伟教授说，自己的比较对象不在东西方，而在东方文化内部进行比较。

　　耻感文化不是中国唯一具有的，而是西方对东方的定义。本尼迪克特在讲述东方文化时使用了耻感，描述西方则使用了罪感。在正式研究之前，需要对耻感和罪感进行界定。耻感一般是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产生的，与外部的观察有关，而罪感则是无论他人是否在场，只要自己认为有问题，就会由内心自发产生，强调的是自我。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希望把个人事件同整个社会相连接。而翟学伟教授的看法是，其具体的连接方法之一还可以是将某事例与一个社会相对稳定的容忍度相勾连，并由此发现社会的预设与运行。社会容忍度通俗地讲就是社会规则运行的底线和上限。一种在某个社会无所谓的举动换一个社会也许就会有所谓，也许会很严重，甚至被禁止。由此，研究者给出一个事例或者故事，也许并不是要表示这个例子具有代表性，而是想表示这个社会会“奇怪”或“荒谬”到什么地步。读懂了这些“奇怪”或“荒谬”，也就读懂了这个社会。

　　翟学伟教授说，比如二十四孝的故事在现代社会是“奇怪”或“荒谬”的，但读懂了它的“奇怪”或“荒谬”才能读懂中国传统社会。其实，包括中国古人在内，没有人认为这些故事是有代表性的，但这不妨碍我们对孝道实质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