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通过收集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1-2013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环境对社会捐赠水平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对社会捐赠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在制度环境越强区域，社会捐赠水平越高；制度环境中经济环境、法律环境以及地方政府管制对社会捐赠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信任同样对社会捐赠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但其影响受到其他三个因素的调节；在程度上，地方政府管制对社会捐赠水平的影响最大，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次之，而社会信任相对较小。本文认为，地方政府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往往致力于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的改善和社会信任体系的维护，社会捐赠水平的提升在某种意义上是上述行为的“溢出”效应。因此，地方政府欲进一步动员慈善资源，提升社会捐赠水平，最为关键的是放松对慈善组织的管制，拓展慈善组织的发展空间和捐赠者的选择空间。

　　关键词：制度环境 社会捐赠 地方政府管制 慈善组织　　

　  作者简介：颜克高，湖南大学法学院公共管理系；井荣娟，湖南大学法学院公共管理系。　　　

    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青年项目“非营利组织理事会特征与组织财务绩效的关联性研究”(70902075)、“湖南大学青年成长计划”的资助。

　　社会捐赠作为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是第一次分配、第二分配的重要补充，能调节收入分配和增进社会公平，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中国社会捐赠总量逐年上升，全社会捐赠总量在1997年仅为14亿元，在2007年突破百亿元，到2008年达到历史顶峰，社会捐赠总量达764.1亿元，图1直观呈现了1997-2013年间中国社会捐赠总量①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1998年的“特大洪水”、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0年的“玉树地震”等特大灾害，均引发了当年社会捐赠总量的跳跃式增长，而2011年“郭美美”等慈善丑闻事件引发的信任危机则导致当年社会捐赠总量的回落，其余年份基本保持了一种逐年增长的趋势。

　　从区域分布看，中国各地区的社会捐赠水平差异化程度比较大。表1报告了2001-2013年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省际平均社会捐赠的变化。三个地区的比较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省际平均社会捐赠额明显高于中部地区(p＜0.05)和西部地区(p＜0.05)；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省际平均社会捐赠额的差异并不明显(p＞0.05)；2001-2008年，中部地区的平均社会捐赠额高于西部地区，而2009-2013年却低于西部地区。从历年的省际数据来看，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省份的社会捐赠量比较大，而宁夏、西藏等省区则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