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边燕杰，著名社会学家，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边燕杰教授是关于中国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研究的国际社会学权威之一；是社会网络研究的国际知名学者，华人社会人际关系和社会资本研究的国际权威之一；是公认的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专家。在美国、香港两地主持大型研究项目10 余项，获研究基金约1000万港币、80万美元。出版中英文著作、编著、译著7部，学术论文70余篇，为多种国际百科全书撰写词条。

　　2010年4月22日—26日，边燕杰教授应邀到山东大学参加“社会网与社会资本专业委员会首届青年论坛”。期间边燕杰教授为社会学系的同学们就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的相关问题做了系列演讲。在边燕杰教授演讲之余邀请他作了简单的访谈。以下为访谈摘录。

　　陈晓斌（以下简称陈）：请您谈谈您本人的学术研究历程、领域以及目前的研究工作？

　　边教授：我的学术历程应该是从1981年读社会学时开始。1981年费孝通教授在南开大学办了一个社会学专业班，选拔了43名应届毕业生，这些学生大都是从全国重点高校来的，现在大多数都活跃在社会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入了社会学的门，以后就留在南开读了硕士并留校工作。工作一年以后即 1985年，我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读博士，师从林南教授。我当时的选题是社会分层方面的，主要是研究单位制在中国社会分层体系中的意义。毕业以后我去杜克大学作了一年半的博士后，搞东亚研究。然后就到了明尼苏达大学当正式的教员，从助理教授、副教授到正教授一路走来。这中间，1997年到2006年我离开了明大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西方有个制度就是学术假，每六年一次，只要你有终身职。那一次学术假我去了香港科技大学，本来想在那里待一段时间做做研究就回去的，后来发现那边的事情还是挺有意思的，于是我就辞掉了明大的职务留下来了。2006年我又回到了明大，后来又有了一个学术假，是从2009年到 2010年。这一年我本来是计划在国内做半年研究，另外半年接受英国牛津大学的邀请到那边写本书的。但阴差阳错又当了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这就是我的学术经历，看上去跳来跳去，但是都有一点历史的原因。

　　自写博士论文以来，我就将自己的研究限定在社会学的两个分支领域：一是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二是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我是一个学科倾向特别重、学术选题特别窄的人，所以我的研究一定是限定在这个范围之内的，不会分心。对于其他的东西，我略知道一些，评论可以，但我不会去写论文，因为没有研究嘛。当然，我确实写过一些调查方法方面的东西，这是由于在西方，任何一个社会学的教授都首先应该有理论与方法这两门基本功，并且我研究的手段又都是调查的方法，所以我就写过方法方面的东西。

　　我过往的研究主要是在这两个领域里面，目前也还是这两个领域。每个领域都算是还有一点成果吧，不多，显著的成果很少，但是有。按照国外的标准，显著的成果一辈子有一两个就不错了，其他的研究都是围绕这个东西的。当然你可能写了很多东西，但是说来说去，核心问题可能就是一个。所以别人知道我的，网络分析就是“强关系”理论，社会分层就是“权力维续”理论。当然我还有其他的东西，但不见得像刚才那两个一样得到大家的承认。所以我的研究主要是在这两个领域，即社会网络和社会分层，我想我是不会再改了。

　　陈：您目前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边教授：我是一个学科导向的人。社会学这门学科是干什么的呢？是研究社会的。研究社会的什么呢？其说不一，有社会行为说、社会结构说、社会文化说、社会变迁说等等。但是不管是那个学说，研究社会是一定的，而社会又有两个层次的分化。因为社会是人群之所在，而人群本身又是分化的，从分化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来看这个社会何以能整合，这实际上是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的研究兴趣倾向。问题是这个社会是怎么分化的呢？你想想看，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层化，阶级的分化、阶层的分化，这显然是一个方面了，像马克思的大部头著作都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当然他的认识是很深刻的，发现了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冲突以及社会革命、社会发展阶段等等，这些都是从层化得角度得来的认识。所以，我为什么关心分层呢，因为作为社会学家，其本质工作一定要关心这个，要不然你就不称职了，对吧？

　　第二点，为什么要研究网络呢？因为社会不但有分化，还得有整合。阶级、阶层的东西是排他性、排斥性的，例如我是教师、你是学生，我们两个属于不同的阶层；但网络却是穿透性的、跨越性的，它可以在两个阶级之间以及阶级内部的不同个人之间建立桥梁，所以说它是社会分化的另外一个方面。因此我要理解社会的排斥性自然也要看看它的反面，即它的连接性、连续性是怎么样的，这就使得我对社会网络研究产生了兴趣。当然，除此之外还都有点历史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刚刚出国的时候，我们中国社会的分化才刚刚开始。因为改革开放前我们倡导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剪除三大差别等形式上比较左的社会主义口号，以后我们发现这些是不现实的，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就开始有了分化；第二个原因是，在我们国家关系现象特别严重，我也想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对这个东西提出一些解释来，因此我对费老的差序格局、梁漱溟先生的伦理本位、西方的网络分析等等都比较感兴趣。

　　陈：您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怎样？

　　边教授：人文学科在国外的地位很高，特别是在那些综合性大学。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能帮助人们开启心智、提高智慧的层次、拓展知识面，另外还有道德育新、价值传播等功能。而这几个功能最初在西方教育界是受到首肯的，他们认为教育就是干这个的。所以很早以来，西方的教育大都是在liberal arts college（文理学院）中进行的，liberal是自由的、开放的意思，art就是文学和艺术的意思，“文”给人的感觉就是开启智慧、让你更自由。怎么样让你更自由呢？你得有知识吧？马克思不是说过吗，认识了必然人就自由了。你怎么认识必然呢？就是得有知识、智慧，liberal arts 就是这个层面的意思。

　　以后理科、工科不断发展起来以后，知名的理科、工科的教授都是很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因为他们认为这里面也是有智慧、有知识的。但是走的比较偏的理科的和工科的教授往往会忽视人文和社科。这种忽视有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知识偏见，觉得人文社科的东西似乎没有直接的有用性，只是玩玩的，这是他们的偏见；还有一个原因是人文社科自己本身的问题，就是把自己搞成了个意识形态学，光说口号，套话连篇，让人家理工科的人看不起。

　　目前国内的情况，我个人感觉，人文社科的地位还是在提高的，但是相对国外而言还是差了一些。有两个指标可以说明问题。一个是国外大学里边文科校长多，当然这里指的是大文科的概念，包括法学、管理、公管、社科、金经、人文等，国外很多校长都是文科教授，理科教授当校长的寥寥无几。而我们中国的大学，总体来看理、工科教授当校长的居多。第二个指标是，我们国家的名牌大学者，理工方面的多，人文方面的少。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文革时所搞的文科意识形态化有很大关系，那时文科里面也没有什么真文科，都是在那搞意识形态，没有什么真正的知识，这造成了文科里的研究者出不了什么思想，也不敢出什么思想，这限制了文科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与我们的目标还是有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