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我是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专访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摄影：王攀

　　自2014年3月《21世纪资本论》英文版面世，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欧美学术界掀起一股旋风。11月中旬，这股旋风刮到中国。为宣介该书中文版，皮凯蒂到访中国三天。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演讲结束后，个子并不矮小的皮凯蒂被热情的中国学子团团围住。仅几步之遥，摄影师们连主角都找不到了。

　　来到北京，他先是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紧接着参与了央视《对话》栏目的录制。央视为此采访了几位企业家，问若有人提出要对富人征收80%的所得税以缓解贫富不均，是否会有效。“这是哪个脑子进水的人想出来的道理？”一位被访企业家悻悻道。

　　中国学界对皮凯蒂的理论和建议有着更大“微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10月底一次演讲中打趣道，皮凯蒂只在1993年短暂来过中国一次，除了在波士顿的三年，他大多时间都待在法国，对于法国以外之事实了解太少。

　　作为此行的压轴活动，皮凯蒂于13日在清华大学与三位中国学者——白重恩、王小鲁和崔之元——共话贫富不均。对话过程仿佛是中国学界对皮凯蒂理论在中国适应性的一场系统性“批判”。

　　对于中国贫富不均的成因，白重恩直言并非皮凯蒂指出的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r>g）：中国从1993年到现在的平均资本回报率低于经济增长率，“未来可能仍是如此。”他认为，是制度中的其他原因，如以教育为代表的社会政策造成了贫富不均。“如果不改善教育，特别是农民工孩子的教育，未来的不平等会更大。”

　　在王小鲁眼中，税收制度是另一大缘由：皮凯蒂所说的累进所得税在实施过程中慢慢变成累退，这一现象在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上表现尤为明显。不但税制设计有很大问题，“税收的执行有更大的问题”。

　　“在中国做事太难了，”白重恩进一步寻根溯源，开设一个企业，如果一切照章办事，八年前需要一年半，现在则需要三年半。而企业“逆势”发展是因为大部分企业并非规规矩矩地花三年半时间，而是千方百计地获取政府及政府官员的帮助。政府官员选择帮谁多、帮谁少，造成了不平等。

　　“所以，需要追到根上，（政府）怎么改善营商环境、乃至生活环境，而不需要依赖官员的施舍。”从这个意义上，市场“负面清单”及政府“正面清单”的改革，亟待推进。

　　皮凯蒂在其书中提出的缓解贫富不均的首要措施是征税。然而，在政府已然过大、税费高企的中国，这一建议颇受诟病。即使是在全球范围内，征收全球资本税也是一个“有用的乌托邦”（usefulutopic），崔之元借用皮凯蒂自己的话坦陈。

　　也许是由于中国学者的步步相逼，皮凯蒂当场澄清，“其实我更想提的（缓解不平等的）首要措施，是投资于教育，并非征税”。但是，如果要让所有公民都能拥有好的教育，就需要较高的税收收入。

　　他以税收收入占比GDP达40%-50%的瑞典、丹麦为例，两国较低的不平等和较高的竞争力，源于它们将如此高的税收收入投资于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法国的公共财政支出确实没有瑞典和丹麦高效”，因此，结果都取决于，政府拿这些税收收入去做什么。

　　政府公共资金的管理不善，恰是王小鲁眼中造成中国贫富不均的核心原因。巨量公共资金跑进少数人的口袋，培养了为数不少的千万、亿万富翁。基于此，他认为，缓解不平等不仅是抓几个贪官，还要解决反腐机制上的问题，然后审视政府现有的公共资源是否用到合理的地方。

　　在崔之元看来，皮凯蒂的理论对中国较具启发意义的，并非具体建议，而是其分析方法和思路。两年前重庆和上海率先试点征收的房产税，以及深圳正试图试点征收的遗产税，在他看来很有意义，“我认为中央已经下决心征收了”。

　　对于征收房产税，白重恩表示认同，它在中国遇到的反对声音太大，恰恰是因为中国财产分配不均最大的表现形式就是房子——买了三套房子的人，和没买房的人相比，“根本就不是同一个阶层的人”。因此，如果要在财富分配上更均衡，房产税是必要的。

　　阻力能否最终被克服？皮凯蒂给出这样的回应，西方的大多数精英都接受这样的社会契约。在1914年西方精英犯下拒绝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的错误之后，中国的新精英们难道需要重走一遍他人走过的弯路？

　　而由于多数西方国家都有房产税和遗产税，这两个税种不需要全球协调，中国就可以做。

　　回到r>g这一皮凯蒂的核心论点，白重恩大胆猜测，西方国家r>g很可能是因为储蓄率不够，因此资本回报率高。在此情况下，是否应该征资本税？然而，对于中国，由于储蓄率高企、消费不足，税制改革朝资本征税的方向走“很可能是对的”。

　　讨论过程，理性而坦率。特此撷英，以飨读者。以下，则为财新记者胡舒立和王烁对皮凯蒂的专访。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