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近日，美国应用人类学学会（SfAA）第75届年会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召开，其间举行了主题为“人类学家作为专家证人：理论、实践与伦理”（Anthropologists as Expert Witnesses: Theory, Practice and Ethics）研讨会，与会学者就文化人类学在法庭上的应用展开讨论。

　　与会学者、美国辛辛那提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利拉·罗德里格兹（Leila Rodriguez）介绍，在现行出版物中，关于此次研讨会的主题的研究还较少，此次会议主要探讨法律体系如何定义文化并解读文化事实（cultural facts）、人类学如何用于法庭案件的准备等问题。“我认为，法律体系对文化的理解与人类学家对其的定义非常不同，法律体系要求的是界限清晰、黑白分明的答案，而人类学家给出的答案大部分是‘灰色的’。”罗德里格兹还谈到，人类学家担任专家证人（在一定领域内具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并运用其专门知识和技能对案件的事实问题进行观察、鉴别、作出判断，提供意见或证言的人）时，其职业中的某些伦理支柱可能受到质疑，这取决于他们的身份是如何被人看待的，“当我为一项调查或者采访收集数据时，受访者清楚地了解我为何需要这些数据、我会如何保护他们的隐私，但对于法律案件的当事人来说，这是无法保证的”。

　　罗德里格兹还关注人类学家使用的不同研究途径及其对法庭证词的影响，“不同派别的文化人类学家收集数据的方法大有区别，在法庭上这些证据怎样才能站得住脚？”罗德里格兹说，“在美国，人类学家作为专家证人提供的证词常被用作辩护证据，因此我们必须学习怎样使司法机构认识到文化因素的存在，文化差异能够塑造人类行为和对世界的看法，但同时也要避免陷入‘这是我的文化所以我不由自主’的误区。”

　　（王悠然/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