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脱贫攻坚中的心理贫困难题

　　时下中国的贫困问题虽然一直广受关注，但是过去对其研究一直聚焦于客观条件及社会制度面向。由于初期的扶贫工作重点集中在物质帮扶或经济扶助，缺乏对贫者心理困境的关怀，也难以全面取得脱贫攻坚战役的胜利。贫困心理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形成机制，受到主客观因素的交互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繁杂多样的心理境况。在脱贫攻坚实践中，了解贫困者具体存在何种贫困心理，探究如何对症下药解决这一困境，使其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发挥主体性、更具获得感，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本文所聚焦的研究重心。

　　二、从“扶物”到“扶志”：脱贫攻坚的实施范式演变

　　厘清社会实践中的贫困问题，首先需要对“贫困”的本体概念进行梳理考察。国内外关于贫困概念的界定由来已久，对于贫困的理解也经历了从单一维度到多元维度、从收入贫困到能力贫困、从客观贫困到主观贫困的动态演变过程。

　　传统观念中对于贫困的定义常以经济收入作为单一衡量标准，其本质是一种绝对贫困、生存贫困的界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演进，不少学者在关于贫困的探讨中引入了“发展”视角。贫困概念从“收入”向“能力”的认知界定转向，并使扶贫实践研究经历了从“扶物”到“扶志”的转变。

　　西方学者不仅关注贫困问题的物质根源，而且聚焦贫困缓解的精神面向，受到西方“贫困文化”等理论的影响，不少国内的学者也开始从贫困心理的角度探究贫困问题。各种取向的扶贫理论都有其一定的实用性和参考作用，但是大多数研究从政府的宏观政策层面出发，侧重制度建设，对于贫困心理的研究相对匮乏。在对现实情况和现有文献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现有的“精神扶贫”、“文化扶贫”等概念无法准确涵盖本文所关注的问题，要想真正唤起贫者的脱贫斗志、激发其内在发展动力，不能仅仅以政策制定者的视角进行设计，更重要的是了解和解决贫困者长期存在的心理阻碍问题。因此，本文拟采用“心理扶贫”取向，重新审视脱贫攻坚中的“扶志”转向，以贫困者主体心理状况的问题为导向，结合实证材料，从微观层面入手，对其所面临的心理困境进行分析与改善。

　　三、脱贫攻坚进程中贫者心理困境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对安徽省b市开发区和河北省w村的实证调研和文献资料进行分析，从心理问题的导向出发，将贫者面临的心理困境与客观实际相联系，从影响因素角度将贫困心理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即个体性心理困境、社群心理困境和制度性心理困境。

　　个体性心理贫困强调个人家庭际遇和个性品质因素单独或综合作用下所产生的负面心态。个人家庭际遇，主要是指由于子女缺位而引发得老年人无力脱贫的心理。个性品质主导所引起的贫困心理有两种主要表现，其一体现为“力不从心”，即有脱贫意愿，希望通过努力而摆脱困境。但由于其文化程度低、没有一技之长或受长期落后的生活状态限制而思维固化——感到自身能力有限，自卑退缩，不敢尝试。另一种贫困心理表现则是“安贫乐道”，贫困主体安于现状，不愿改变原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得过且过。

　　社群性心理困境中的社群是指是基于亲缘关系、共同的生活区域、共同的文化历史等因素构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群体。在这样的非正式群体或组织中，人们共享着一套普遍的价值观念，有着较为一致的行为方式和行为选择，因此在伴随着贫困现象而产生的意识形态方面也有着共通性，表现为群体影响下的贫困蔓延、社会排斥、边缘心态、“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集体意识与攀比心理等贫困心理问题。

　　制度性心理困境主要是指由于扶贫政策的设计者、实际执行者和接收端的受助者分属于三个层面，三者之间存在着身份差异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制度设计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局限，加之物质资源和政策补贴的有限性，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扶贫互动过程中村民们的心理困境问题。主要包括：政策限度与失衡心态、政府兜底与“懒汉”心理、政策失效与遗弃心理等几个方面。

　　四、脱贫攻坚中的贫者心理困境改善路径

　　贫困心理成因在现实情况中表现的往往更加错综复杂，心理困境的产生可能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对于心理问题的治理也须从家庭环境、乡风文明、基层治理、制度设计等方面多管齐下，进行全面改善。

　　多元主体助力个体心理增能。增权不仅是通过文化教育、技能培训等方式“赋予”受助者能力，更重要的是激发和挖掘贫困者主动发展、适应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让贫困者意识到个人、家庭、集体的权利与权力，增强对于自身境况和村庄事务决策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认识到只有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真正走出困境。集结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扶志，可以从经济增权、社会增权、政治增权等多个方面入手，其最终目的是达到心理增权的效果。

　　群体整合促进社会资本增值。社会资本是社会学中极富生命力的分析性概念，可细分为宏观社会资本与微观社会资本两类。获取微观社会资本的主要途径是建立个人与外部社会的联系，加强个人在家庭、集体、社会中的责任感，消除“边缘人”意识和孤立状态。宏观社会资本的增加则是以村落为单位，发挥乡土社会的优势特征，利用社会关系网络、互惠性规范及社会信任促进乡村整体而全面地发展。

　　组织宣传破除“穷根”文化。心理贫困的消除除了在物质技术层面予以保障外，还须强化乡风民俗、文化教育、法律观念等精神方面的正确引导作用。通过组织宣传拔除深层意识领域的“穷根”可具体到三个层面进行实施：首先，将扶贫政策、项目计划清晰传达至个人，建立扶贫资金、项目信息公开机制，让贫困群众了解并参与，并提高潜力人群的自主性，使他们感到生活不仅有保障的指望，而且有发展的盼望。其次，要形成村中自力更生、斗志昂扬的积极氛围，培养崇尚劳动、奋发图强的思想观念。再次，宣扬孝道文化并明确赡养老人的法律义务观念，对“父母养老靠扶贫”等观念进行批评矫正。

　　倡导完善打破制度壁垒。中央政策倡导坚持精准扶贫，同时，政策还倡导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注重帮扶的长期效果，确保脱贫攻坚成果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因此，对于贫困户的评估识别要避免唯收入论，还应引入多种因素综合考评。另外，扶贫工作要求中指出坚持开发式扶贫和保障性扶贫相统筹，并且要把开发式扶贫作为脱贫基本途径，制度设计在提供兜底性支持的同时应当加入对负面行为的惩罚措施。

　　五、结语

　　时下的脱贫攻坚进程中，相较于收入贫困诸问题，贫者所展现的心理贫困问题之隐匿性、复杂性和顽固性等特征更为显著。

　　精准扶贫需要“智”“志”双扶，但就二者的优先顺序上，笔者认为，扶智必先扶志，同时，脱贫攻坚进程中，部分脱贫户的心理状态亦需持续关注且及时改善。文章故而聚焦贫者的心理困境，基于贫困户心理层面“赋权增能”的理论视角展开研究。面对中国贫困人群个体化、社群性、制度源的多元化心理困境，以及全球范围普遍存在的“英格尔斯效应”，笔者从个体心理增能、社会资本增值、穷根文化祛除、制度壁垒破解等多维措施解决贫者的心理困境难题，只是理念上的设计，亟待在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境中加以验证。后续研究，笔者将依托脱贫攻坚实际，聚焦心理贫困问题，将本文中的模式应用于贫困人口社会生活实际情境，以达到受助对象全面脱贫和综合发展的良好效果。

　　（原文标题：《脱贫攻坚的“扶志”转向——兼论贫者心理困境及其改善》；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原文发表于《社会建设》2019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于翠杰/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