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理查德·塞勒,以表彰他对行为经济学作出的贡献。塞勒将心理学的现实主义假设纳入到经济决策分析中,通过探索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和自控力缺乏等因素引起的后果,揭示了这些人类特性如何系统地影响个人决策以及市场结果。此外,塞勒提出了“助推”(Nudge)的概念,用以改善人们的经济决策和社会决策。传统的社会治理研究都是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角度出发,限定在制度、结构等宏观层面的分析上,塞勒的助推思想为社会治理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心理学路径。

　　除助推思想外,社会治理还可以运用另外两种类似的思想来进行。一是“适应性理性”国际研究小组组长、德国学者拉尔夫·赫特维希和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蒂尔·格鲁恩-雅诺夫提出的“促进”(Boost)思想;二是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的辛自强提出的“由心而治”理念。

　　“助推”思想及其应用

　　2008年塞勒与卡斯·桑斯坦合作出版《助推》一书,助推思想迅速升温。助推的原意是用胳膊肘或身体其他部位轻推别人,以提醒或引起别人注意,在行为经济学领域被用来表示保留人们选择自由的同时引导人们朝特定方向行动的非监管性和非货币性干预。简单来说,它是一种既不使用“大棒”(行政强制)也不使用“胡萝卜”(经济激励)的干预方法,该方法灵活运用人们的心理规律来改变行为。人类的心理系统是不完善的,在认知和动机上存在缺陷,如思维惯性、拖延和损失厌恶,所以会做出许多不理性的行为。助推旨在通过控制人们认知和动机上的缺陷,“局部修复”其在特定情境下的自主偏差,纠正错误,引导其朝着合适的方向行动。

　　助推思想应用于社会治理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塞勒于2004年提出的“为明天储蓄”的养老金储蓄项目。美国人并不爱储蓄,甚至为了今天的生活透支未来的财富,“为明天储蓄”项目通过简单而精巧的助推设计大幅度提升了人们对养老金账户的储蓄率。例如,为减少人们对损失的厌恶情绪,建议企业员工在涨工资时提高储蓄率,此时员工也更容易接受这样的建议。此外,助推项目运用了人们的思维惯性——“许多人会做的事就是什么也不做”,改变参与养老金计划的默认选项,将原来的默认“不参加”改为默认“参加”。默认“不参加”时,参加需要申请;默认“参加”时,退出需要申请。这一微小的调整显著提高了养老金计划的参保率。

　　“促进”方法及其应用

　　“促进”(Boost)也可以为社会治理提供可行的心理干预路径。这是2016年瑞典的格鲁恩-雅诺夫和德国的赫特维希提出对人类行为进行干预的另一种科学方法。它是指通过培养人们的能力来帮助人们自主选择的干预方法。促进的干预目标是能力而非即时的行为。目标能力既可以是某一领域的特定能力,也可以是一般性的能力。通过发展已有的能力或培养新的能力可以让人们做出特定的行为,但干预的重心在于保护和行使人们的自主选择权。“促进”思想假定人们的认知与动机过程是可锻造和值得发展的。它将人的思维当成生态理性启发的适应性工具箱,人们在经验的指导下使用工具箱里的各种启发式策略来适应不同的环境。因此,“促进”方法关注外部环境(如信息的呈现或物理环境)和内部认知能力(决策的策略、程序化路线、自动化过程)的提升以及两者的结合。与助推相比,“促进”干预的效果更为持久,甚至是永久的、难以逆转的,而且能力的培养需要获得人们的合作意愿,相对更加透明,更能保障人们选择的自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