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第十二届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在京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等20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学者深入探讨了政府治理模式、政府与社会行动者的互动模式以及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运作机制。

　　探索合理的政府治理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王水雄分析了层级体系的组织结构和制度所包含的“分权”类型和形式。他认为，分权有纵向分权和横向分权、权变性分权和契约性分权之分。纵向分权和权变性分权极大依赖于各层级的谈判地位；而契约性分权使不同主体间形成权力分立和制衡，从而避免层级间监督的困难和必要性，使组织运行更有效率。北京大学田凯反思了组织理论新制度主义发展路径现存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他认为，组织理论新制度主义应扩展对组织层面规则和制度的研究，发展出研究最优化、效率现象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关注各类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注重研究制度的微观基础和个人主观认知因素。

　　清华大学谭海波对某市行政服务中心创建过程进行了案例分析，发现行政服务中心作为有别于传统科层等级结构的组织形式，带有体制未变而形式改进、集中进驻但有限授权、效果上松散关联的基本特点，这是地方政府为应对复杂制度环境而开展的“边缘式创新”的组织变迁模式。西南财经大学陈家建认为，中国的官僚组织同时具有科层与运动两种治理模式的特点。他通过对一个地方政府目标管理体系的深入调查，提出中国地方政府的目标体系具有“层层累积”、“常规与灵活张力共存”、“条块目标差异性传递”等特点，是一套多维的系统。此外，国家发改委张惠强就地方政府负债行为的约束条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温莹莹探讨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关系问题。

　　探索政府与个人的互动模式

　　北京大学周飞舟探讨了城镇化模式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影响。他归纳了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三个特点：人口红利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土地、财政和金融“三位一体”；由于经济和制度因素导致规模巨大的流动群体的产生。城镇化催生了新的家庭生命周期，即年轻人外出打工，老年人看守孙辈、房子和土地。他认为，这种代际差异反映了中国当前城镇化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