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费孝通在自己的家乡进行了著名的江村调查,开始了自己对于中国乡村的社会学研究。经过随后10余年的酝酿与写作,由上海观察社刊印出版了《乡土中国》一书。8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也不为过。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费孝通写下的文字并没有随着时代的风云际会而失去其意义。一方面,我们仍在关注今日乡村社会该何去何从;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想从他的文字中看出一些可能会启示今日中国乡村发展的理念。这种状况恰恰说明《乡土中国》并没有过时,或者说,用他所提出的那一套研究框架去研究当下的中国农村并没有过时。　

　　——编　者

　　1936年,费孝通在调查途中负伤,从瑶山回到了吴江县开弦弓村,即后来学术界知名的“江村”。他基于在这个村中实地调查的资料、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撰写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并于1939年出版。同一年,他从英国回到中国,来到了抗战大后方的昆明,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就像战争使得马林诺夫斯基别无选择地待在西太平洋的迈卢岛上,并将此作为自己的田野研究地点一样,战争也使得学成归国的费孝通长时间地待在了云南。如果江村经济算是费孝通在一个点上的研究和经验,那么在云南的调查和经验可以算作是多个点的研究。中国中东部的江村与西南的乡村展示了中国乡村样貌的不同形态,对于费孝通而言,一种将文化与社会进行比较的人类学家的姿态由此得以展现。而《乡土中国》恰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下酝酿写就的。

　　在学术上,《乡土中国》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上的贡献是“差序格局”。如同江村的知名度一样,“差序格局”业已成为中国学界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此一概念事关对乡土中国及其文化的核心理解,背后有着深层含义,是专门用来处理基于乡村文化的社会关系的。人和人之间有着一种亲疏远近的关系,就像水波纹一圈圈由内向外、由强及弱地扩展出去,这在一个以乡村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并不是说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就不重要,而是它不会起决定性的作用,还会到处受到排斥。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之中,人们有时会想尽办法避开种种私人情感上的亲疏远近的纠葛,使这种在乡土社会之中最为基本的构建人伦关系的文化特质,被人为地挤压到很有限的私人空间中。但在乡土社会与文化的思考逻辑中,会把这种人和人之间自然生长出来的亲疏远近的关系通过某种制度化的方式固定下来,并成为生活中的一种习惯甚至礼仪,谁都不能任意违反或破坏。这种关系尽管是制度化的,却不是由制度来赋予的,它是由血缘和地缘自然衍生出来的,因此,更为准确的叫法应该是“风俗”而非“制度”。